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风险投资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4—2019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的参与程度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不同门槛区间内，政府补贴对创新资金投入均产生促进作用，但在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正向效应有所减弱，而对创新人力投入的影响效应则在跨越第二门槛值后转变为抑制。上述发现表明，政策制定者应在不断完善补贴政策、提高补贴强度的基础上，注重政府部门和风险投资的协调，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质量

本文选择2009—2019年创业板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专利对创新产出质量进行测度,从财政补贴和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解释政府补贴,实证检验风险投资行业专长和政府补贴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中的作用与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其中财政补贴对创新产出质量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而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则显著提升创新产出质量;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显著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显著削弱财政补贴对创新产出质量的抑制作用,同时显著增强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产出质量的正向推动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数字化转型与中国企业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问世十年，为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高水平的开放也为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机会。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和人工判断相结合的方法从微观层面对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进行认定，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深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参与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内生性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研发投入效应和创新网络溢出效应促进参与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一带一路”倡议与参与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对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还能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对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政治关联、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

文章使用2009—2019年745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企业政治关联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分析了风险投资对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首先,由于政治关联行为可以缓解企业在IPO进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帮助其更容易通过证监会审核进入IPO市场,因此风险投资更青睐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次,由于风投机构对企业的攫取效应影响要胜于对其增值效应作用,因此政治关联企业在引入风险投资后,其从事创新活动的行为会下降。最后,由于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有更广泛的网络关系并能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增值服务,因此可以抵消风投机构的攫取效应对创新活动的负面影响,表现为政治关联企业在引入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后,对其创新活动并无显著影响。研究对风险投资的偏好和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为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建议。     

财税政策、风险投资与企业R&D投入

文章研究财税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以及风险投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基于2015—2020年323家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研究表明: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大财税政策都会对R&D投入形成积极的正面影响,且政府补助的激励作用强于税收优惠;在引入风险投资这一调节变量后,发现风险投资可以促进政府补助对R&D投入的激励作用,但对税收优惠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高持股比例的风险投资对政府补助促进R&D投入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政府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有效方式应当基于财政与税收两大宏观工具,且风险资本需最大限度发挥监督作用,共同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政政策组合与企业创新：“增强”还是“削弱”？——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财政政策是助力企业创新的坚实保障，如何打好财政政策“组合拳”激励企业创新，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本文基于政策组合视角，以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财政政策组合对企业创新的共同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组合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财政政策组合对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产业化生产创新等不同阶段创新的影响有显著差异，财政政策组合对高研发强度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财政政策组合对高风险承担水平企业、高内部控制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对此，本文建议：探索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协同组合，完善政府补贴政策制度，构建覆盖整个创新周期的税收优惠体系，制定行业异质性的政府采购政策。     

高新认定、要素市场发展与企业创新产出

本文利用2008—2019年高端装备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要素市场配置改革背景,探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有效性的边界条件以及中国四大经济区政策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显著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在中东部地区政策效应较强,且对这些地区国有及非国有企业正向激励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对认定政策有效性影响不显著,资本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显著增强政策效应（东北地区除外）;所有制的调节作用主要依赖于资本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且地区差异明显,随着东北和中西部地区技术或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认定政策更能提升非国有企业创新产出,而东部的企业在各要素市场发展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对认定政策的反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研究结论为缩小认定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企业信用、地区法治环境与研发补贴的创新驱动效应

选取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基本样本,实证检验优良的企业信用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企业所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投入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优良的企业信用显著地抑制了政府研发补贴的创新驱动效应。由于企业信用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其实质更是一个法治问题,本研究还对完善的法治环境能够产生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进一步探讨。结果一致表明,完善的法治环境对于优良的企业信用促进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能引发“创新补偿”效应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博弈分析

在“波特假说”及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环境规制下企业“创新补偿”效应的生成过程，发现“创新补偿”效应主要受企业创新动机、行为和绩效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企业内部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决定了“创新补偿”效应生成的可能性。综合企业内外因素构建的双寡头博弈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引发企业创新动机的主要因素并非环境规制，而是市场竞争与企业自身需要，但环境规制强度会影响企业R&D投入水平和创新绩效。在竞争环境中，只要具备较高的研发效率、知识吸收水平和技术成果转化率，在政府补贴政策激励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经济绩效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环境管理成本。尤其当企业间开展合作创新时，“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政府推动风险投资发展的模式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适度的政府参与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必要条件.首先,政府介入可以消除风险投资市场失灵.其次,政府的政策供给可以降低风险投资风险,提高投资者积极性;最后,政府资本可以填补风险投资市场空白,与民营风险资本形成互补.但是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必须定位准确,模式合理,才能有效推动风险投资发展.     

风险投资的政府背景对IPO的影响

中国的风险资本中政府资金一直占有较大比例,本文基于中小企业板数据研究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IPO抑价及IPO后收益是否有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两者均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政府不应过多地投资于风险投资,而应该完善风险投资的政策环境.     

数字经济、财政政策与企业创新

依托政府财政政策扶持，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乘数效应，对于激发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政府补贴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税收优惠对数字经济促进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     

有限合伙人网络位置与风险投资绩效

风险投资机构在中国股权投资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风险投资行业逐渐呈现网络化发展趋势。本文研究有限合伙人网络位置与风险投资绩效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有限合伙人的政府引导基金背景、风险投资声誉以及外部市场化程度对这种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有限合伙人网络中心度越高,对风险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2)政府引导基金背景、风险投资声誉及外部市场化程度均反向调节有限合伙人网络位置对风险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3)风险投资机构里若有限合伙人数量多或风险投资注册地与被投资企业注册地为同一省份时,有限合伙人网络中心度高能够显著提高风险投资绩效。有限合伙人应注重自身的社会网络联结;监管机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需促进风险投资机构的长期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风险投资机构退出绩效。     

客户采购关注点对再制造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促进政策的调节效应研究

近年来,国家出台各种政策措施促进再制造产业发展,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客户在产品选择上往往将再制造产品列为下策。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分析客户采购关注点对再制造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并检验了政府促进政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客户对品牌的信任、质量感知、成本控制意识对再制造产品购买意愿有正向影响,而客户的社会责任观对再制造产品购买意愿影响不显著。此外,政府的促进政策对客户的品牌信任、质量感知、社会责任观和再制造产品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效应,但是在政府的促进政策中,直接补贴对成本控制意识和再制造产品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效应,而“以旧换再”对这两者有正向调节效应。该研究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从再制造这一特殊工业品角度研究了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调节机制,有助于完善组织市场购买行为理论;实践意义为有助于再制造企业更好地吸引客户购买,有助于提高政府促进政策的有效性提供指导建议。     

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

本文选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绿色产品创新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在适度区间内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不会因为加入政府创新补贴而发生改变。因此,应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区间内,优化政府补贴的方式,多采用其他方式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给予支持而非提供直接性资金补贴,从而加快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步伐。     

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研究目标：检验国家扶贫开发政策除了按其政策本意推动“三农”发展外，能否“一石二鸟”地对贫困地区的工业部门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研究方法：本文以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依据国家调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准自然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考察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其溢出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贫困地区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2）国家扶贫开发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能力、增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促进创新三条路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以上三条路径中更受青睐；（3）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推行能吸引全社会资本集聚，退出却会引发民间资本撤资行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呈现倒退迹象，其中年轻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表现尤甚。研究创新：将聚焦“三农”的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与工业部门相结合，并着重探讨贫困地区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政策影响情况。研究价值：为深刻理解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脱贫效用提供新思路。     

高管IT背景与企业创新:来自烙印理论的解释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IT背景高管已成为经理人市场中的紧缺型人才。以烙印理论为基础,利用2007~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考察高管IT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IT背景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IT背景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在信息技术投入较少、管理者风险偏好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企业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企业中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高管IT背景可以通过提高信息技术投资和管理者风险偏好促进企业创新,但不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创新。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拓展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在实践上为政府推动创新经济发展、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高管培育竞争性特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

在全面实施“双碳”“双控”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政策亦成为助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社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制度创新视角，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这一区域性政策为切入点，采用PSM-DID研究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对规模和专利申请数量，具有较强的融资“增益”效应，且对国有企业和低污染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更强。就影响机制而言，绿色金融试验区政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外部融资环境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鉴于此，应完善顶层设计，强化信息披露，创新绿色金融工具，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财政分权、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3—2018年的数据以及省份层面的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水平的变化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水平的上升对企业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该效应主要表现在非国有企业中。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有利于弱化资本成本对于企业投资的负向影响，并提高企业的投资回报从而促进投资增加。相较而言，非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更符合市场化特征，其投资对于资本成本与投资收益变化的反应更敏感，从而受财政分权的影响效应更大。考虑地区差异后，该效应主要集中在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经济增长计划目标设定较高以及企业债务融资溢价较高的地区。考虑参股资本的异质性，由于不同所有制资本存在优势互补，当非国有企业有国有资本参股时，其投资受财政分权的正向影响程度相较于没有国有资本参股的企业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现代财政制度、稳定私人部门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搜索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冗余资源和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106家中国上市的制造业企业2013—2018年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知识搜索宽度和知识搜索深度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冗余资源和吸收能力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搜索宽度和知识搜索深度均正向促进企业创新质量；冗余资源对知识搜索深度与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知识搜索宽度与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关系调节效应不显著；吸收能力负向调节知识搜索宽度与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关系，对知识搜索深度与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关系调节效应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