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财政政策与企业创新

依托政府财政政策扶持，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乘数效应，对于激发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政府补贴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税收优惠对数字经济促进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     

财税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效应研究——基于经济区域的视角

基于经济区域视角,本文运用中国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以研发相关的政府补贴和所得税优惠为主的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强度的作用效果,并验证区域创新能力对财税政策与研发强度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补贴对研发强度促进效果更加显著;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的政府补贴对研发强度促进效果更加显著。（2）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税收优惠对研发强度促进效果更加显著;相比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税收优惠对研发强度促进效果更加显著。（3）区域创新能力对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强度的关系有反向调节作用,而对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强度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明显。与以往从宏观角度研究区域创新能力不同,本文从会计的视角研究了区域创新能力对财税政策与企业研发强度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

本文选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绿色产品创新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在适度区间内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不会因为加入政府创新补贴而发生改变。因此,应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区间内,优化政府补贴的方式,多采用其他方式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给予支持而非提供直接性资金补贴,从而加快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步伐。     

技术和制度创新驱动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绩效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制度创新,制度变革经技术创新驱动影响国有企业的绩效.研究发现: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发投入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转型期制度因素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绩效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调节效应则不显著,要素市场的进程仍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据此,我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技术和制度双轮驱动,同步释放创新活力;坚持政府主导地位,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完善依法治理,加强法制化建设.     

风险投资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创新效应——“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

在中国实现“创新大国”转向“创新强国”的政策背景下，增强企业创新需要政府和风险资本市场的积极支持。本文采取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以2009—2016年中国554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创新数量在政府补贴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异质性对政府补贴创新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其中风险投资的参与会减弱政府补贴对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是“画蛇添足”的行为；国有背景风险投资的参与能显著增强政府补贴对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是“锦上添花”的行为。本文拓展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相关文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理性认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政府补贴的创新效应，充分发挥风险资本市场的积极效应，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双重驱动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补贴促进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了吗?——基于资本结构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以2016~2018年沪深股市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门槛效应模型,验证了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关系会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并且在资本结构的调节作用下呈现三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更高。因此,政府研发补贴政策需要综合考虑企业资金状况、企业性质,建立有效甄别机制,实施差异化补贴策略,加大对非国企补贴力度,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长三角制造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金融赋能推动制造业企业升级的机制之一是通过增加创新投入提升企业研发能力。文章以2013—2018年长三角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制造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并基于外部视角考察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对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制造企业金融化的挤出效应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的弱化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中表现得较为显著,而市场竞争的抑制效应无论在高新技术企业还是非高新技术中均较为明显。本研究为长三角制造业企业以制造与金融等服务功能叠加来加快产业升级,在促进企业金融投资和创新投资协调发展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实证参考。     

政府补贴、市场竞争与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从政府补贴这只"看得见的手"以及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二者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这只"看得见的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的是抑制效应,而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的是促进效应。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中,政府补贴对外资企业并没有形成抑制效应,而竞争对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未产生促进效应。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抑制效应的机理是:获得政府补贴(生产成本降低)→低价格竞争→低利润发展模式(对生产性政府补贴的依赖)→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内生动力缺失。而竞争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造成促进效应的机理是:行业竞争→企业创新研发→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内生动力的提升。     

内外部治理环境、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

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创新投入的非线性作用与内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政府补贴才能够显著激励企业创新投入,而低度或高额度政府补贴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并且此结论在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均成立;公司治理质量正向调节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倒"U"型关系;中度或高度的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而低度的市场竞争调节作用不显著.     

政府补贴、研发策略和创新绩效研究——来自新能源概念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新能源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研发策略为独特研究视角,探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和影响路径。首先通过建构双变量Probit模型检验了企业内部研发政策与外部技术并购之间的互补性,研究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策略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即政府补贴推动了企业采用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技术并购并举的研发策略,并对企业创新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政府补贴在推动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技术并购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中国政府创新补贴的效应测度与分析

研究目标：测度和分析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政府创新补贴的政策效应。研究方法：利用A股高科技上市公司2009～2014年数据，运用OLS和PS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创新补贴显著地降低了高科技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当公司高管具有研发技术背景时，这一诅咒效应得到明显缓解；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公司TFP也越高。创新补贴的效应还表现在：导致公司过度投资和提高雇员冗余程度。研究创新：关注高管研发技术背景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异质性特征；使用独特数据，采用OP和LP两种半参数方法测算公司TFP；从投资行为和社会负担视角做补充性分析。研究价值：对完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顶层设计、优化创新环境具有较高的实际价值。     

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质量

本文选择2009—2019年创业板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专利对创新产出质量进行测度,从财政补贴和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解释政府补贴,实证检验风险投资行业专长和政府补贴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中的作用与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其中财政补贴对创新产出质量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而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则显著提升创新产出质量;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显著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显著削弱财政补贴对创新产出质量的抑制作用,同时显著增强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产出质量的正向推动作用.     

金融发展、政府补贴与研发融资约束——来自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运用2007~2010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研发融资约束,表现出显著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金融发展水平能显著缓解研发融资约束;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的直接效应总体上显著,而间接效应不显著;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的间接效应显著,反之,不显著。     

金融资产配置、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9—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配置不同类型金融资产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在金融资产配置与研发投入之间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金融资产对研发投入产生的效应不同,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股权投资、交易类金融资产以及投资性房地产这三类金融资产的“替代”效应显著,会挤占企业的研发投入;企业配置委托贷款的“蓄水池”效应显著,不会挤占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税收优惠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可以弱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研发投入的挤占效应。研究结论为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提供新的视角,为政府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提供合理建议。     

创新补贴、研发投入与技术突破:机制与路径

关键核心技术缺失是当前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紧要问题,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始于企业研发投入环节。本文基于对中国科技发展相关特征事实的梳理,以研发投入有效性不足为问题切入点,针对生产过程技术构建研发决策博弈模型,探讨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最优创新补贴方式,并以2010—2020年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创新补贴能够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促进实现技术突破;另一方面,虽然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反馈机制,但其激励效果会因企业规模和所有制不同而产生差异。如果补贴方式和补贴对象不能精准匹配,则其产生的创新补贴激励空隙可能会阻碍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需要政府引导企业通过“三重投资”实现技术突破。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风险投资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4—2019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的参与程度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不同门槛区间内，政府补贴对创新资金投入均产生促进作用，但在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正向效应有所减弱，而对创新人力投入的影响效应则在跨越第二门槛值后转变为抑制。上述发现表明，政策制定者应在不断完善补贴政策、提高补贴强度的基础上，注重政府部门和风险投资的协调，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政府补贴行为、市场化程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本文采用沪深A股2012-2017年所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及治理数据,实证检验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行为不仅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而且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推进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     

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中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研究

各地政府正加快建设一批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以促进各类创新主体融合发展。在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发展初期，政府补贴监管是影响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基于平台中企业的两种主要技术创新模式——技术合作研发和技术转移，考虑技术值、技术转移费、技术收益转化系数及政策工具等因素，构建市场机制和政府补贴监管下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中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政府补贴监管的作用效果，并通过仿真分析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中企业技术创新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监管在促进企业选择合作研发策略中具有一定作用，且政府监管更能促进企业选择合作研发策略；技术合作研发收益转换系数与技术值的组合提高更能促进平台中企业向合作研发策略演化，合作研发原始成本和合作成本的组合降低会显著促进企业向合作研发策略演化。最后，从优化补贴监管政策、培育良好合作研发环境和优化平台运行机制视角提出相应建议。     

高技术产业知识积累、研发投入与科技创新——基于门槛效应

选取我国高技术产业200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知识积累影响科技创新的门槛效应模型,探究自主研发投入、FDI流入和政府补贴的门槛效应,并分析各地区所属门槛区间特征。研究发现,知识积累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均显著存在基于自主研发投入、FDI流入和政府补贴的“双重门槛效应”,且三个门槛变量下知识积累对科技创新均为促进作用。自主研发投入、FDI流入和政府补贴的最佳研发投入区间分别为第二区间(10.124≤rd<13.694)、第三区间(fdi≥-1.26)和第一区间(gov<-1.999),此时高技术产业知识积累对科技创新促进效应最显著。     

政府补贴、产能过剩与企业转型升级——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产能过剩与企业转型升级是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本文以2012-2015年间547家深沪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产能过剩与企业转型升级三者间的相互关系,验证政府补贴对产能过剩与企业转型升级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产能过剩对企业转型升级有内在的促进作用;政府补贴与企业产能过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政府补贴对产能过剩与企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创新,减少政府补贴冲动,淘汰落后产能,而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