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规制遵从与环境污染

本文重新识别了居民参与政府规制、与企业规制遵从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政府的规制执行以及居民对环保的参与都能提高企业的遵从水平,但居民的参与却需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对环境保护的参与会降低居民的效用水平,从而使其福利劣于在社会最大化福利函数中的福利状况。理论模型显示政府规制执行水平对企业遵从的边际影响随着居民参与的提高而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居民的环保参与将会促进政府的规制执行。     

食品安全规制水平的选择与优化——基于社会福利函数的分析

食品安全规制水平影响着消费者的福利.基于社会福利最优的诉求,本文分别对功利主义、精英者以及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的食品安全最优规制水平进行了讨论,认为食品安全最优规制水平的选择,不但要考虑消费者的效用诉求、伦理约束,还要考虑消费者的健康权以及消费者食品安全认知的局限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对低收入者补贴的政策选择,在此政策下,最优的食品安全规制水平将高于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的最优规制水平,并且社会福利得到了改善.     

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

本文选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绿色产品创新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在适度区间内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不会因为加入政府创新补贴而发生改变。因此,应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区间内,优化政府补贴的方式,多采用其他方式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给予支持而非提供直接性资金补贴,从而加快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步伐。     

“双碳”目标下网络舆论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影响路径分析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利用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络舆论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效应及间接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直接效应看，网络舆论可以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从间接效应看，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在网络舆论对碳排放的影响中发挥了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网络舆论可以经由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三条路径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其中，中西部地区网络舆论影响碳排放的三条路径均显著存在，而东部地区主要通过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两类独立中介效应降低碳排放强度。因此，应加强对网络舆论的重视并进行合理引导，强化政府、企业和公众三者的协作，加强不同区域间的联动，以有效发挥网络舆论的碳减排效应，推动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环境规制能引发“创新补偿”效应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博弈分析

在“波特假说”及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环境规制下企业“创新补偿”效应的生成过程，发现“创新补偿”效应主要受企业创新动机、行为和绩效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企业内部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决定了“创新补偿”效应生成的可能性。综合企业内外因素构建的双寡头博弈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引发企业创新动机的主要因素并非环境规制，而是市场竞争与企业自身需要，但环境规制强度会影响企业R&D投入水平和创新绩效。在竞争环境中，只要具备较高的研发效率、知识吸收水平和技术成果转化率，在政府补贴政策激励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经济绩效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环境管理成本。尤其当企业间开展合作创新时，“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绿色金融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债务融资的门槛效应

文章基于2016—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同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在门槛值内对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是显著正相关,越过门槛值后,环境规制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之间不存在显著影响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不具有门槛效应,对非国有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研究综述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引起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极度恐慌与对食品安全规制部门的不信任。为了系统地梳理国内外食品安全规制的研究现状，厘清食品安全规制研究的误区和盲点．本文对学术界食品安全研究的进展、观点、结论进行了整理综述。基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利益主体的多元和食品安全的特性，论述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的合理性和实践性。该研究体现了主体创新、价值创新、方法创新和观点创新，以期为食品安全规制研究提供新视角。     

规制强度、影子经济与污染排放

本文通过引入影子经济构建规制强度、影子经济对污染排放影响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探讨存在影子经济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并运用普通面板和考虑污染溢出的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影子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会直接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同时规制强度的增加会扩大影子经济的产出规模从而间接增加污染排放。对中国的实证分析也支持这一理论结论,中国环境规制对污染的直接影响为负,环境规制通过影子经济规模对污染的间接影响为正。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的总体净影响在2001年之后表现为正,说明现行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遏制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从区域层面来看,环境规制正向净影响的区域呈现空间聚集,其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南部和西北地区等三大区域。     

环境规制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政府不断加强环境规制执行力度以期实现经济高质量转型,与此同时,环境规制的强化对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而环境规制的收入分配效应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为此,本文以“十一五”规划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作为政策冲击,利用2002—2007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地区间工资增长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1）在污染行业产值占比较高的城市,环境规制对工资增长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2）从技能溢价的角度来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增长,特别是对于高污染行业低技能劳动力,而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作用则恰好相反;（3）从空间尺度来看,环境规制对工资增长的抑制作用在中部、东部和西部依次减弱,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提出完善区域性环境转移支付机制和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从而提高政府、劳动者等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实现包容性增长。     

中国食品安全及政府规制研究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为何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本文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析,首先描述了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然后分析了食品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有助于解决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总之,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需要一种综合的机制,既要在政府规制方面有所作为,又要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浅析食品安全规制对食品物流的影响

食品是具有商品属性的特殊工业产品,其对存储条件以及运输、配送条件都有相应的标准和要求。食品安全领域主要是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涉及食品安全的各个环节进行全程监管来确保食品安全。但随着政府逐步开始在部分涉及食品安全的领域放松规制,这样是否会对食品物流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就食品安全规制对食品物流的影响进行分析。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转型

严格把握环境规制政策导向，推动中国低碳转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基于2010—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的影响，剖析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具有明显正向推动作用，绿色技术进步在环境规制推动中国低碳转型进程中发挥中介效应；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受环境规制强度门槛作用影响，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强。进一步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特征，表现为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低碳转型具有推动作用，而对中部地区低碳转型发挥抑制作用。     

政府规制中的寻租与制度预防

寻租是导致政府规制变为政府失灵的重要因素。寻租产生的过程是政府工作人员利用政府规制中的“公权”连接“私利”后的产物。由于人性的弱点,依靠个人自律难以有效阻止二者的结合。制度预防是规范政府规制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     

出口企业拥有更低的能耗强度吗？

通过引入政府补贴建立企业出口与能耗的异质性模型,讨论政府补贴情况下出口企业是否能拥有更低的能耗。研究发现,出口企业更倾向于采用节能技术,并拥有更低的能耗;政府补贴可能弱化“企业出口→采用节能技术→拥有更低能耗”的传导效果。在实证研究中,利用中国四川省公布的制造业企业综合能耗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企业出口、政府补贴与企业能耗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识别。实证结果显示：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拥有更低的能耗强度;在引入政府补贴后,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能耗强度的差异不再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补贴对象的选择和补贴强度的高低也会对出口企业能耗强度产生显著影响。     

食品安全规制对生产者福利的影响研究：以HACCP为例

文章运用水平位移模型考察食品安全规制对猪肉、牛羊肉和禽肉加工企业福利损失的影响。结果显示,供求价格弹性较小、消费需求较大的肉类加工企业所遭受的福利损失较大。其中,猪肉加工企业的福利损失最大,为304.869亿元,禽肉加工企业次之,为69.142亿元,而牛羊肉加工企业最小,仅为68.560亿元。再次,不同类型的肉类加工企业具有不同的单位成本增加额和价格上升压力。每千克猪肉、牛羊肉和禽肉所承受的成本增加额分别为1.07元、1.61元和0.63元,三类肉产品的提价压力分别为8.76%、9.60%和5.45%。最后,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控制福利损失与执行成本的政策建议。     

食品安全规制与行业生产率——来自中国食品工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的目的是确定食品安全规制强度的增加对生产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利用中国食品工业1993~2011年的面板数据来测量食品工业生产率的变化。首先通过聚类分析识别出食品工业生产率变化的几个阶段与现实中食品规制强度的变化阶段基本相符,然后对食品工业的TFP进行分解来分析规制强度对生产率的影响,最后研究结论发现食品安全规制强度增加可以提高生产率,然而当规制加强到一定程度后,如果继续增加规制的强度,则会使生产效率降低。食品行业生产率随规制强度增加表现为倒U形变化趋势。     

环境规制、经济分权与工业生产效率

本文分析环境规制、经济分权与工业生产效率之间的运行机制，从环境规制的内生性讨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并构建恰当的环境规制指标。对2009—2018年的省级数据进行面板估计发现：环境规制与居民收入水平正相关但呈非线性特征；环境投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可纳入生产函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在供需不变的情况下会降低工业生产效率和利润率，长期内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来弥补环境规制成本，会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经济绩效；经济分权会提高工业生产效率，间接激励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在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分权正相关性越强，反之则反是。最后从经济与法律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以期能增强环境规制的效果。     

环境规制对企业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推动社会发展绿色化，环境规制政策得到不断完善，企业清洁技术的创新程度已成为评价环境规制效率的主要指标。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环境规制政策和企业清洁技术的理论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利用我国2012—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呈倒“N”型；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均会对清洁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政府实施环境规制的初期与末期，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较西部地区较小。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时，应灵活运用多种环境规制政策，以便设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要兼顾地区差异性，促进企业的清洁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是否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环境数据库和国泰安城市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赫克曼（Heckman）两阶段模型,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的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污染行业企业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无论是港澳台投资还是外商投资,环境规制都对其引资决策和引资数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外商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环境规制对私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小规模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引资行为具有更大、更明显的负向影响;金融危机后,环境规制对FDI的负向影响增强;环境规制通过生产成本效应抑制了FDI的流入,并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了FDI的流入,并且生产成本效应明显大于创新激励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FDI流入FDI决策FDI数量赫克曼两阶段模型     

论政府规制的适度性把握

政府规制是政府部门依据一定的规则对企业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修正市场制度的缺陷,避免市场经济运行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弊端。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政府规制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因此,要强化政府规制的正面效应和弱化政府规制的负面影响,就必须把握政府规制的适度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