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金融分权的内涵,分析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3—2015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估算企业投资效率,实证检验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分权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主要体现为投资过度;财政分权加剧了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分权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负效应较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金融分权通过影响企业银行信贷和代理成本来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降低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弱化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竞争的激励;完善金融分权,既要求政府在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应向市场逐步分权,又要求清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监管权限,明确双方的救助责任。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

以财政分权为契机,选取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EA-Tobit两步法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进行测度,并探讨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整体上呈改善态势,技术进步是主要贡献因素,但效率均值偏低,地区差异明显;财政支出分权、收入分权以及财政自给率均不利于政府科技投入效率的提升;除分权因素外,市场环境、金融环境、人才环境亦对其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财政差异化支持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的提升、优化财政分权体制、加强体制外环境因素协同作用的政策建议。     

金融资源错配、创新战略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文章利用2013—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对金融资源错配、创新战略与企业绿色转型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引入中国式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背景,探究在财政分权作用下三者关系产生的化学反应.结果表明:创新战略的实施能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但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中创新战略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显著削弱;金融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且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的地区中金融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金融资源错配显著削弱创新战略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削弱作用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显著.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通过实证分析2007-2017年间我国经济分权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发现:不考虑联动效应下,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分别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来实现;而剥离联动效应的财政金融分权本身则表现为一定的负向作用,且在东中西部存在显著异质性.     

我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各地方财政分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研究发现,税收分权程度基本呈下降趋势,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明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支出分权则呈分化趋势,经济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逐渐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却逐渐降低。地区间财政分权的这种差异可能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     

我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各地方财政分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研究发现,税收分权程度基本呈下降趋势,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明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支出分权则呈分化趋势,经济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逐渐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却逐渐降低。地区间财政分权的这种差异可能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     

地方政府竞争、法制环境与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基于2008—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科技投入体制背景,选取2008—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Tobit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竞争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影响以及法制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具有空间集聚和溢出效应,地方政府竞争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和效率溢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省区市而言,政府间竞争不仅带来了辖区内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提升,还有助于效率的正向溢出;对于西部地区的省区市来讲,政府间竞争不仅抑制了本辖区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提高,而且对周边地区的科技投入效率具有不利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间竞争带来的科技投入效率提升具有较强的环境依赖特征,法制环境越好的地区,政府间竞争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及效率溢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数字经济背景下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

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可以使得地区快速取得竞争优势,而创新活动的顺利展开需要有一定的创新资源投入,财政分权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权,因此可以充分发挥财政分权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势作用。但是地方政府资源投入的高效性、中央政府监督的有效性、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等均会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会有所缓解,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等问题也可以得到较为有效的解决。文章从数字经济角度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确实可以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并且存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当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跨越门槛值之后,对于创新效率的作用力度增强,更有利于促进创新效率的提升。     

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为切入点,运用1995-2008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为风险指标,对财政分权和由财政分权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的赤字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都显著的影响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财政赤字水平也越高;并且由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的竞争效应能够更好解释地方政府的赤字膨胀,而非财政分权本身。     

数字经济与财政分权：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测算的2012—2018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数字经济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强化财政分权,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其机制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分别通过扩大增值税规模、增加个人所得税规模和提升经济开放水平,从而强化财政分权。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分权的强化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即东部地区强化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不显著。     

财政分权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本文利用2003—2016年中国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探讨财政分权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显著抑制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财政分权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如在科教水平较低、级别较低及中小城市，财政分权显著抑制城市创新，而在科教水平较高、级别较高及大城市却并未抑制城市创新；财政分权通过促进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为引资而竞争”、抑制地方政府“为创新而竞争”等途径对城市创新水平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为从政府财政体制改革视角促进城市创新提供启示。     

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分析

中国式财政分权具有经济权利下放而政治权利高度集中、收入分权度低而支出分权度高的特点,这些特征在负面导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低下。首先对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其次选取2000—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财政支出分权度、财政收入等因素对于政府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度对政府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有显著的负效应,并且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负效应更为明显,总体上随时间推移政府环境治理积极性持续下降;最后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3—2018年的数据以及省份层面的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水平的变化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水平的上升对企业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该效应主要表现在非国有企业中。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有利于弱化资本成本对于企业投资的负向影响，并提高企业的投资回报从而促进投资增加。相较而言，非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更符合市场化特征，其投资对于资本成本与投资收益变化的反应更敏感，从而受财政分权的影响效应更大。考虑地区差异后，该效应主要集中在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经济增长计划目标设定较高以及企业债务融资溢价较高的地区。考虑参股资本的异质性，由于不同所有制资本存在优势互补，当非国有企业有国有资本参股时，其投资受财政分权的正向影响程度相较于没有国有资本参股的企业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现代财政制度、稳定私人部门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分权程度的经验规律——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

针对财政分权的跨国数据,本文分析发现：各国分权程度差异较大;支出分权高于收入分权,地方政府承担了比真实收入更多的真实财政支出;不含社保的分权程度要高于含社保的分权程度,意味着社保部分更多归属于中央政府。基于多种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得到中央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经验标准。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一些国家落在了分权标准的基准线外。无论以哪种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分权程度均高于上基准线。下一步改革应坚持中央政府主导地位,同步减小收入和支出的分权程度,将社保责任更多上收至中央政府。     

地方官员结构与中国省际财政分权

传统分权理论通常将财政分权视为一个外生变量,未考虑政治结构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官员交流制度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不断改变着地方官员的构成.以交流制度实施后省委常委层面官员的构成情况作为衡量指标,本文考察了地方官员结构变动及其他因素对省际财政分权的影响,发现:一是官员交流对财政分权产生了方向相反的双重影响,即随着交流官员比例的提高,以财政收入衡量的分权水平在下降,以财政支出衡量的分权水平却在提高;二是与多数国家表现和研究判断相反,中国城市化降低了财政分权水平.     

金融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基础,也是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提升的保证。基于2011~201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出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探究金融科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反而会抑制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会出现金融抑制问题,阻碍经济增长;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的双门限效应,呈现出非均衡性。当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金融科技会抑制经济发展,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科技会促进经济发展,并且促进作用增强。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业法律法规,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城乡收入差距的解决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文主要研究财政分权在中国经济增长、地方政府行为选择与城乡收入差距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地方政府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面临着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及行为选择,并且建立了财政分权影响城乡收入分配的机制框架来分析这些行为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金融分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结构不断地进行着转型与升级，过去单纯的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变为兼顾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模式上呈现出央地经济分权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央地两级政府在财政与金融权力上的分权。在经济结构转型期间，财政资源的不足促使地方政府转而寻求金融资源的支配权力，形成“金融功能财政化”。金融资源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金融分权促使地方政府支配了更多的金融资源进而影响经济的转型发展。     

财政分权的地方财政稳固效应

本文利用199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过滤周期变动对财政收支的影响测度地方财政的稳固状况,同时根据中国实际分权状况,估计地方政府收支分权水平,并从收支分权与体制设计两个角度分析中国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稳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998—2012年,地方政府总体财政稳固性在下降,财政收支分权水平显著下降,且财政转移支付依赖度显著提高。其中,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对促进省级财政稳固具有正效应。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提高省级政府的自有收入占比,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调整支出结构,转移完善转移支付机制并逐步减少中央转移支付,合理深化税制改革,促进地方财政稳固。     

科技创新导向下长江经济带科技金融发展竞争力研究

区域科技金融发展竞争力体现了经济区域在科技创新的指引下,科技与金融相互融合、促进科技创新的能力。本文通过分析科技金融的内涵,构建区域科技金融发展竞争力评价框架,运用AHP-TOPSIS评价方法对长江经济带科技金融发展竞争力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下游科技金融发展竞争力领先上中游地区。据此,为提高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科技金融发展竞争力提出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