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影响了衰退期企业的并购决策吗?

产业政策是国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的一种重要调控手段。研究产业政策对衰退期企业战略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13—2018年A股上市企业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对衰退期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作用路径和经济后果。结果显示：衰退期企业更倾向于并购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当衰退期企业所在行业本身不受产业政策支持时这种现象更加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资源效应”，即当衰退期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大时向产业政策支持行业进行并购的可能性更大，这种偏好在民营企业中更明显；从作用效果来看，衰退期企业向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进行并购能够提升并购绩效。     

产业政策、基金投资与企业股权再融资

如何有效引导资金流向政策支持的产业,是产业政策发挥效果、促进金融服务经济的关键。根据“产业政策引导基金投资,基金投资与产业政策的有机结合影响企业再融资”的思路,研究了产业政策对基金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产业政策影响下的基金投资能否促进企业再融资问题。研究发现：产业政策能引导基金投向政策支持的企业;基金持股与产业政策的交互作用引导资本市场资金流向政策支持的企业,促进企业再融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产业政策、资本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更好发挥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     

产业政策、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债务融资

关注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效率,现实考察特定行业的企业融资效率,不仅需要分析产业政策的冲击,还需重点检验产品市场竞争的影响。选取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6-2015年数据为研究样本,统计分析我国产业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并结合产品市场竞争分析产业政策影响下银行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结果表明,相比未受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企业,受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企业债务水平较高,且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这种正向效应越强。研究结论对于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和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重要启示。     

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

企业环保投资行为是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直接表现,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制度背景,论文以2011-2018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支持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这种“正向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体现。论文的结论丰富了现有产业政策微观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     

网络外部性下基于投资溢出的企业研发行为研究

文章对存在网络外部性和投资溢出环境下的企业研发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网络外部性，产品兼容性以及投资溢出等对企业研发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个企业研发时，研发企业的利润一定会得到增加，且网络外部性会增加其研发投入，兼容性和溢出效应则会降低其研发投入；两企业同时研发时，双方将会因陷入“囚徒困境”被迫进行研发，且研发投入随溢出效应的增加而减少，而与网络外部性和兼容性无关。因此，政府可通过提高网络外部性，降低兼容性等方式改变企业竞争环境，使企业陷入“囚徒困境”中，以此促使企业进行研发投入。     

产业政策对产融结合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国家“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及的重点产业为依据，将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产融结合深度和产融结合广度两方面刻画企业的产融结合，并借助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对产融结合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显著提升了相应行业内企业的产融结合程度，这一作用对国企以及成熟期企业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而对衰退期企业的影响效果甚微；产业政策通过增强行业竞争程度，进而影响企业的产融结合。因此，在产业走向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竞争性产业政策不可或缺，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恰当的产融结合策略选择。     

产业政策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

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对产业政策和现金股利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就产权性质和市场化水平对二者的影响进行进一步探讨.研究发现:相对于未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更高;相对于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相对于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产业政策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更加显著.文章不仅丰富了产业政策的相关文献,而且拓宽了对产业政策经济后果的有关研究.     

“能耗双控”目标下高耗能企业创新策略选择——自主研发抑或技术引进

本文选取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落实“能耗双控”目标对高耗能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及其后果。研究结果显示，为应对“能耗双控”目标下的环境规制要求，高耗能企业仍然主要采用技术引进的方式实现技术创新。整体上，高耗能企业会缩减自主研发投资，并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且后者是前者的格兰杰原因，技术引进对自主研发存在挤出效应。同时，坚持自主研发的企业，其经济和环境效益均显著优于依赖技术引进的企业。这说明自主研发可以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取得更好的平衡。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双控政策的影响程度更小；相较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位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高耗能企业会较小程度地减少自主研发投入，技术引进投入的增加程度较大。     

工业智能化能兼顾促增长和保民生吗?

当前，中国稳就业及保民生压力巨大，工业智能化转型升级能否促使中国兼顾“促增长”与“保民生”的发展目标，对推动经济实现平稳增长与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据此有必要准确认识工业智能化对宏观经济可能带来的创造性与破坏性双重影响。本文在界定工业智能化本质的基础上构建包含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资本、技术研发与转化等特征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工业智能化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研发结果表明，工业智能化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促进产品研发与创新等方式促进经济总产出，但同时也降低了对传统生产资本和非研发型劳动力的需求，引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等民生问题，影响经济总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适度工业智能化更有利于中国兼顾实现“促增长”和“保民生”。反事实分析表明，充分重视创新研发战略及研发型人才的培养，可有效调节工业智能化的破坏性效应，促使经济体更好地实现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     

网络外部性下基于溢出效应的企业合作研发动机研究

文章对存在网络外部性和溢出效应环境下的企业合作研发动机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网络外部性，兼容性以及溢出效应等对企业合作研发动机、策略，以及社会福利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合作研发能提高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兼容性较大时，高外部性会提高企业研发动机和研发投入；高兼容性和高溢出效应性会增强企业研发动机，提高其研发投入．因此，政府应鼓励企业生产高网络外部性和高兼容性的产品，并提高研发溢出效应，以此提高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     

“一带一路”倡议、数字化转型与中国企业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问世十年，为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高水平的开放也为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机会。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和人工判断相结合的方法从微观层面对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进行认定，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深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参与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内生性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研发投入效应和创新网络溢出效应促进参与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一带一路”倡议与参与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对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还能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对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金融资产配置、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9—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配置不同类型金融资产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在金融资产配置与研发投入之间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金融资产对研发投入产生的效应不同,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股权投资、交易类金融资产以及投资性房地产这三类金融资产的“替代”效应显著,会挤占企业的研发投入;企业配置委托贷款的“蓄水池”效应显著,不会挤占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税收优惠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可以弱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研发投入的挤占效应。研究结论为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提供新的视角,为政府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提供合理建议。     

分析师预测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分析师预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分析师预测对企业创新产出有促进作用，对企业创新质量有抑制作用，进而使分析师预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非线性“U”型特征，且这一效应在信息环境质量较好的企业中影响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造成管理层短视是分析师预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分析师预测会提高非国有企业、成熟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出，但会抑制非国有企业、成熟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质量，且分析师预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非线性“U”型特征在非国有企业、成熟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凸显。     

基于产业发展视角的中国光伏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政府己经从战略层面发布了众多太阳能光伏产业政策,以此促进光伏产业更好的发展。通过收集2002年至2012年间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政策,并对中国光伏产业政策作进一步梳理与分析,得出了中国光伏产业生产政策过多,研发政策不足与政策内容较为单一的结论。     

数字化转型是否降低企业研发操纵?

如何将数字化赋能于企业研发创新行为中，实现“数字化+创新”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下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本文以企业“创新投入高而TFP较低”的现象为切入点，以企业对研发投入的操纵行为为落脚点，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传导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进行研发操纵的概率，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然成立。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方式与企业科技禀赋下，上述结论具有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供应链合作的开放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与缓解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式，降低企业研发操纵的概率。对于经济后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既能直接影响创新绩效与生产效率，同时也能通过降低研发操纵的策略性行为而间接改善由此所产生的创新绩效和生产效率下降问题。本文不仅为经济体系所存在的“创新投入较高而TFP较低”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与解决路径，还为改善企业操纵研发投入的制度迎合行为以及促进产业政策有效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微观依据。以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优化企业创新布局与生产绩效，对于实现数字化驱动下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家精神、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来自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选取200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考察产业政策嵌入对企业家精神作用于企业绩效传导路径的影响，同时运用投资机会敏感性模型进一步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能够从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两方面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越高，企业博弈能力越强；在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下，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外部冲击性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非省会城市的企业受产业政策影响后绩效提升效果更佳，企业所在地的政府干预程度越弱，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明显；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逐年减弱。     

“营改增”能改善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吗——基于沪深交易所创新型试点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的创新型企业为例,实证检验"营改增"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具体通过对"营改增"企业与非"营改增"企业的横向对比,并对"营改增"企业进行自身纵向对比,分析"营改增"给企业研发投入所产生的即时效应和短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即时效应对应的研发投入改善,主要源于企业的超常规研发和政府的直接补助,这种改善难以持续;短期效应对应的研发投入改善,则是企业的理性选择,但削弱了政府直接补助的支持力,总的来看,这种改善在未来具有可持续性。     

资源、制度与研发强度：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证据

随着对技术前沿的消化吸收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企业迫切需要实现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本文以中国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转型经济中资源、制度与企业研发强度之间的关系.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我们发现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如内部知识资源和外部支持)对研发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印证了资源基础观的观点.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制度环境的改善并不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研发强度,制度负向地调节了知识资源和外部支持与研发强度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讨论了研究结果在转型经济中的理论价值和对企业的实践意义.     

研发背景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具有研发背景的高管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具有研发背景的高管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具有研发背景的高管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管理层短视等途径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大对具有研发背景的高管引进和培养力度、健全创新激励机制、大力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政策建议。本文扩展了高管个人特征与企业创新的研究领域,丰富了高管拥有研发背景的经济后果的文献,并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在区分企业规模的基础上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结论:我国高技术产业大型企业研发投入效率低下,而中型企业创新型人力资本不足;大中型企业间的竞争效应抑制了双方创新水平的提高,而相互间的示范模仿效应促进了双方创新水平的提升;两类企业技术创新对外资的依赖都很大,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我国应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注重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政府也应着力于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为高技术产业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外部环境,促进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