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货币政策下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研究

2007年中国货币政策不断紧缩,银行信贷规模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不同的公司受到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本文以2007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紧缩货币政策下我国上市公司中受到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两组样本的投资活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未发行短期融资券公司具有更严重的融资约束,其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低;(2)发行短期券与增发配股有利于降低对银行借款的依赖性;(3)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行为,投资配置效率优于未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司,也优于增发配股融资公司.     

会计稳健性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关系研究

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投资与企业内部现金流高度敏感,而会计稳健性对投资中的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有治理作用,可有效约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降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运用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得出:(1)企业新增投资与内部现金流正相关;(2)会计稳健性有利于降低融资约束及代理问题带来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3)会计稳健性可以有效减少管理层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行为,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研究结论对会计稳健性原则的实施、企业内部现金流管理控制及投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及参考价值。     

金融发展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

为考察金融发展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内在联系,构建一个反映区域金融发展指标,并结合沪深A股2007—2015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成本,最终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因此金融发展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企业更加显著,同时产权性质对金融发展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影响。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受到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和内部股权控制的双重影响,但融资约束起主导作用。     

减税降费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兼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调节作用

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上述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越能够强化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投资效率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拓展了减税降费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以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抑制金融化效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融资约束、资本投资与公司现金持有竞争效应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3-2012年数据为样本,基于产权性质和金融发展水平,从资本投资中介效应视角检验了融资约束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中介效应实现的竞争效应在融资约束公司、民营公司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显著。进一步检验表明,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提高了现金价值,而且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融资约束公司和民营公司中更高。     

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负向惩罚还是正向激励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可能存在一定矛盾，如何兼顾各类环境规制工具的特征，使其符合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利益，是环境规制领域值得思考的问题。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负向惩罚型和正向激励型，以2007～2019年我国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的影响，系统研究宏观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负向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有正向影响，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上述影响通过管理者的“鞭打快牛”和“重奖轻罚”激励机制形成影响路径，融资约束、搬迁成本、污染程度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对上述路径存在异质性作用。研究为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面对绿色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提供了有利于其长期发展的决策思路和政策参考。     

信用评级、债务融资约束和R&D投资

高调整成本和高融资成本制约着企业的R&D投资活动,企业R&D投资普遍面临融资约束问题,而作为评估公司信誉和质量的有效基准,信用评级在债务融资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无可厚非会对需要大量外部资金的企业研发活动产生影响。选取在2007—2014年财务报告中披露R&D投资信息并于上一年获得信用评级的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分析了信用评级、债务融资约束与R&D投资之间的关系,检验了信用评级在突破R&D融资约束中所起的作用,旨在结合企业自身条件及所处外部环境,解决长期以来中国企业面临的R&D投资严重不足的问题。研究发现,信用评级对促进企业R&D投资有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与企业债务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密切相关。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和股权质押程度均对信用评级和R&D投资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非国有企业中信用评级对R&D投资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国有企业;企业规模越大,信用评级对R&D投资的促进作用反而越小;大股东发生的股权质押率越高,信用评级对R&D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小。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股权融资成本? ——机制检验、异质性特征与经济后果

本文以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机制、异质性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小规模企业组、管理者能力较高组,数字金融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通过提高企业股票流动性和减少投资者监督成本从而降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最后,本文发现数字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提升了企业价值,丰富了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相关研究,为数字金融服务实体提供了新视角.     

中小企业数字化与投资效率——基于融资约束中介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视角下,通过构建结构化、多维数字化指数和企业融资约束指数,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关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改进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缓解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中介机制检验进一步证实,数字化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延长债务期限、优化债务结构以及数字化补贴效应来实现对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投资效率的改进。此外,数字化影响效应还存在着异质性,总体来看,产品市场竞争度削弱了数字化关于融资约束和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关系,而国有企业产权则增强了数字化对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为此,中小企业应通过持续、深化推进数字化转型,来自主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同时政府部门应加大数字化扶持力度,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数字化全面均衡发展。     

企业规模、融资约束与资本结构波动

资本结构波动会改变财务风险和资本成本,是企业价值的重要影响因素,但究竟哪些因素助推资本结构波动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以2003—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依据,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企业规模、融资约束对资本结构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融资约束与企业资本结构波动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与资本结构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企业规模扩大能够抵消融资约束对资本结构波动的推动作用;国有企业的规模和融资约束对资本结构波动的影响都小于民营企业。     

所有权性质、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其内部现金流的敏感性,分析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所有权企业融资约束的变动情况。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融资约束,且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2)在研究期间,全部样本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随时间逐渐降低;(3)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随时间下降的幅度比民营企业低。     

慈善捐赠、社会资本与融资约束

文章以2003—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企业慈善捐赠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企业慈善捐赠的增加,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显著降低,具体表现为投资对经营现金流的敏感度显著下降。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慈善捐赠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民营企业、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行业竞争度较低的企业中。研究结论表明,慈善捐赠能够帮助企业提升社会资本,提高企业融资能力,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慈善捐赠降低融资约束的效果因企业所处环境和自身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企业应结合自身状况履行社会责任。     

宏观冲击、固定投资增长与企业营运资本管理——基于房地产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

借助2007—2011年房地产上市企业样本,考察宏观冲击条件下企业营运资本管理对固定投资增长的推动作用。实证表明:(1)经济危机与宏观调控双重冲击下,房地产行业为缓解融资约束,存在利用营运资本平滑固定投资、稳定投资增长的行为特征;(2)信贷条件与财务成本对高投资增长有显著影响作用。     

金融发展、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投资效率北大核心

作为经济发展的根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持续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以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2005~2016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通过构建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系数、企业广义金融资产配置和狭义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提升新增投资预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比较不同行业类别样本企业的实证结果发现,金融发展仅对制造业企业存在显著性影响,金融资产配置仅对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综合类企业存在显著性影响。由此拓展了金融发展、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研究视野,对于促进我国企业适应金融发展形势、合理配置金融资产、审慎进行投资决策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内部控制质量、融资约束与绿色投资——基于重污染行业的证据

以2010—2020年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水平越高,重污染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绿色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是内部控制质量与绿色投资之间作用的中介变量,即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融资约束在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     

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

企业环保投资行为是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直接表现,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制度背景,论文以2011-2018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支持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这种“正向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体现。论文的结论丰富了现有产业政策微观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受到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和内部股权控制的双重影响,但融资约束起主导作用。     

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关系研究综述

公司的融资约束和投资-现金流量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成为财务管理的焦点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融资约束与投资关系众多文献的分析,研究了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探讨了不同情况下融资与投资的关系,并分析了现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的应用现状。最后,对我国进行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经济危机、货币政策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

本文从微观领域的企业投资行为出发,考察经济危机与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以中国A股市场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1年5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发现货币政策与经济危机是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投资机会和新增投资支出与经济危机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货币政策对企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支出具有正向调控作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新增投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