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环境、高管地缘与审计意见

本文使用2007年至2013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企业高管地缘关系对公司所获得的审计意见影响。结果发现,企业高管地缘关系越远时,公司越有可能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高管间地缘关系与公司所在地不同法制环境的交叉影响,当公司所在地法制越不健全时,企业高管地缘关系对公司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影响越强。     

股权结构、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

选取沪、深A股46家农业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股权结构、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公司规模、两职兼任等变量的基础上,公司业绩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而股权制衡度高则会相应降低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此外,农业上市公司的性质对高管薪酬也有一定影响,国有性质公司比非国有公司高管薪酬所受影响更大。     

激励工具互补性与替代性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组织内部的激励有许多种方式,高管薪酬政策是其中一种试图使高管行为选择与股东利益相互匹配的激励机制。其中有风险的奖金和股权报酬才是薪酬方案中真正具有激励性质的部分。本文基于2007年至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分析了公司高管的现金薪酬、股权激励等变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特别关注高管薪金和股权激励这两个激励工具之间的互补性或替代性关系。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激励工具之间可能并非是互补的,而是替代的关系。     

审计意见、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1998至2008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考察审计意见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研究外部审计在解决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过程中的公司治理功能。研究发现:在控制公司业绩、公司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及公司内部治理等因素的情况下,外部独立审计意见类型对公司高管层薪酬具有显著影响,而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分离是影响外部独立审计治理效应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     

公司绩效与审计意见类型的相关性——基于我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2004～2006年制造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反映公司绩效的多个财务指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公司绩效与审计意见类型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经营绩效影响审计意见类型,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上市公司其经营绩效有着显著的差异,并且公司经营绩效越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小,而处于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并且更容易被出具比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更严厉的审计意见。     

审计意见、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1998至2008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考察审计意见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研究外部审计在解决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过程中的公司治理功能。研究发现:在控制公司业绩、公司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及公司内部治理等因素的情况下,外部独立审计意见类型对公司高管层薪酬具有显著影响,而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分离是影响外部独立审计治理效应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     

高管激励评价、企业特征与成长性

本文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04-2009年间651个样本为例,实证研究了高管激励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成长性与高管年度报酬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提高年度报酬能促进企业成长性,企业成长越好,高管也相应获得了更多的年度报酬,但高管持股能提高企业成长性的证据不足。同时还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能显著增加高管年度报酬。     

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基于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比视角

以我国2010—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对审计定价、审计延迟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的高管激励方式对审计定价及审计延迟的影响存在差异。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但与反映审计师努力程度的审计延迟无显著关系,审计定价的提高源于风险溢价的收取;高管股权激励与审计定价、审计延迟显著负相关,审计定价的降低可归因于风险溢价和审计延迟的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产权性质降低了高管薪酬激励负效应带来的审计风险,以减少风险溢价收取的方式缓解了其与审计定价之间的正向关系,而股权激励并不会因产权性质的差异而被收取差异化的审计定价;实施两种激励方式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正面效应中和了薪酬激励的负面效应,薪酬激励和审计定价之间的正向关系消失;高管薪酬激励对审计定价策略的影响并不会因市场化水平产生明显差异,但股权激励则相反。     

高管激励、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质量关系研究

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证监会的制度完善,上市公司更加规范化经营,为了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绩效,许多公司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来提高高管工作积极性,为企业创造价值.外部审计和高管激励是现代企业重要的两个治理机制,这两种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代理冲突,所以研究高管激励与审计质量、内部控制与审计质量以及内部控制对高管激励与审计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是有实践意义的.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制度初探

一、我国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制度现状（一）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脱钩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持续上涨,但薪酬结构形式单一,主要以工资和奖金作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工资以年薪计算,奖金与高管的绩效有关,     

高管薪酬、异常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收买

出于获取高额报酬的内在动机,高管可能通过支付异常审计费用以收买审计意见.文章通过实证检验,发现高管薪酬高的公司有通过支付高额审计费用收买审计意见的动机,但通过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回归分析发现审计收买并不成功.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以广东省上市公司为例

正一、引言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是激励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高层管理人员作为企业的管理决策层,承担着包括战略管理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职责,他们是企业的核心。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成为当下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讨论的热点话题。本文以广东省上市公司为例来分析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二、广东省高管报酬整体状况的统计描述(一)高管报酬三年纵向比较一般而言,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     

董事会对会计师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09—2010年间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董事会会议次数与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报酬与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关系;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与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存在着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董事持股比例与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存在着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国高管薪酬的同水平公司标杆效应——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受到同水平公司的显著影响.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2年的高管薪酬数据探究了同水平公司标杆效应对高管薪酬变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证实,那些t-1年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低于行业中位值的高管,相比于那些高于中位值的高管,在t年更容易增加高管薪酬,且增加的幅度更大.“同水平公司标杆效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更大.另外,规模更大、绩效更好、行业竞争越激烈的公司以及非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更有可能受到同水平公司的影响,而公司治理变量与这种效应的相关性较小.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基于上证A股的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目前关于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统一认识。本文以2011-2015年间上证A股上市公司观测值为样本,实证研究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随业绩指标选取的不同而不同,高管薪酬与市场业绩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会计业绩中仅总资产收益率对高管薪酬有显著影响;另外,市场业绩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程度没有会计业绩大。此外,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较强敏感性,高管薪酬的上涨有利于公司业绩增长。本文研究为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最新的实证证据,有利于理解公司业绩在薪酬决定中的作用及薪酬激励机制的效果。     

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研发投资行为与公司财务绩效

本文以2007~2011年中国深沪A股58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联立方程组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了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对高管RD投资行为,以及高管RD投资行为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1)在国有控股公司,RD投资没有纳入高管考核变量和年薪支付依据,增加高管年薪却诱导高管减少RD投资;在私有控股公司,RD投资已纳入高管考核变量和年薪支付依据,增加高管年薪能够激励高管增加RD投资。(2)在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股权报酬能够激励高管增加公司RD投资;在私有控股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对RD投资的影响具有区间效应。(3)无论是国有控股公司,还是私有控股公司,增加公司当期RD投资都会降低公司当期财务绩效,但会提高公司未来财务绩效。     

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年沪、深两市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管年度报酬与市场指标、风险指标和成长指标的关系。研究后发现:高管年度报酬与市场指标和风险指标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年度报酬虽与成长指标正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已初步建立了针对高管的激励机制。为进一步完善高科技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体系,笔者又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薪酬管制能够降低对高管的监督成本吗——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12—2014年间对高管实施薪酬管制的国内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上市公司对高管实施薪酬管制,是否会影响高管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是否会影响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公司对高管的监督成本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实施薪酬管制并不能够实现通过缩小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以改善公司整体绩效的预期目标,反而会削弱高管积极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进一步提高其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最终导致上市公司高管监督成本的提高。上市公司应取消薪酬管制,完善薪酬激励、监督和追责机制,引导高管积极做出改善公司绩效的努力,并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     

薪酬激励与外部审计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代理理论,研究了高管薪酬激励与外部审计机制在治理公司代理问题时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减缓股东和高管层之间目标不一致的矛盾;外部审计可以降低股东和高管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管薪酬激励和外部审计共同作用可以减缓导致代理问题的两类最重要原因,在解决代理问题时互为补充。     

终极控制人、高管货币薪酬与债券发行溢价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债券发行数据,本文研究了公司披露的高管货币薪酬信息对债券发行溢价的影响。结论显示:高管货币薪酬水平与债券发行溢价显著负相关,而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货币薪酬水平与债券发行溢价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显著较弱;政府限薪令的实施却会增强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与债券发行溢价之间的负向关系。以上结论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公司治理、资产定价和产权理论的研究。同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建议:首先,监管层应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制度以提高资本市场效率;其次,上市公司应重视薪酬激励在证券市场中的信号效应并合理设计薪酬制度;最后,债券投资者应同时关注公司治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以提高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