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与财政约束关系研究——补贴还是课税

财政约束硬化是国有企业转换机制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财政约束硬化在大部分转轨国家都没有做到。尽管产权学论者和外部环境论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都不说明政府为什么对硬化国有企业财政约束“知而不能为之”的原因。文章通过建立了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间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政府对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是“软”或“硬”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财政对国有企业的预算是“硬”还是“软”内生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改革的方式选择,以及国有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因此,转轨国家应该考虑国有企业自身竞争能力情况,在改革不同阶段采取灵活的财政手段,保证转轨过程中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从而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进行。     

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与财政分权

软预算约束导致国有企业低效率。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仍然存在。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引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竞争提高了对亏损国有企业进行救助的机会成本,从而有助于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     

财政分权:促进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可置信承诺机制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改革。财政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导致地方政府间争夺经济资源的竞争。这种竞争提高了救助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可以作为一种承诺机制,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本文在一个动态博弈的框架下 ,考察了政策性负担与转轨经济中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政策性负担将导致国有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 ,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 ;当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 ,政策性负担必然带来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且 ,预算软约束同企业的公有制性质无关 ,在同样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条件下 ,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容易产生预算软约束 ,并且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补贴。当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时 ,政府剥夺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往往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     

企业、银行和政府三方还贷博弈研究

预算软约束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因素,并影响经济转型期的政企、银企关系,而政府对于债务的软预算约束是企业信贷违约的原因之一,根据企业还贷过程中相关利益者的相互博弈,建立一个企业、银行、政府之间三方博弈模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行为及其目标差异对企业信贷违约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通过补贴银行和企业来实施对企业还贷的软预算约束,而银行在衡量了政府补贴和清算得失之后有可能对企业再贷款。解决预算软约束和企业信贷违约的关键在于＂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企业完全按市场化运作,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让政府从企业中逐步退出,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环境,从而降低企业的信贷违约的概率。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预算软约束问题再讨论

本文首先说明了预算软约束本身是个矛盾的概念,任何一条"软"的预算线都是一条画错了的预算线。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类,我们说明了任何曾经被"预算软约束问题"所概括过的具体问题中都存在一个"硬"的预算约束,这使得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都有其原本归属的分析框架,并不必要与预算软约束发生联系。最后我们说明了从"软"约束角度出发讨论的经济转型、银行规制以及财政分权等问题所得出的所有结论都可以在其原本的框架下做出相应的调整并获得更好的解释。这为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     

经济转轨、跨国公司进入与国有企业改革

任何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都要面临改革与开放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经济开放的背景下,着重突出跨国公司与转轨国家之间经济的紧密联系,建立跨国公司、转轨国家政府、国内企业三者之间的混合寡占博弈模型,并以市场开放、自由化、私有化等政策变量作为影响转轨进程的外生变量,分析开放程度和经济调控手段以及跨国企业的投资策略等对转轨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和转轨国家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转轨国家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对国有企业完全民营化并非是改革的最优方案,而对国有企业的部分民营化效果反而会更好,也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而税率、技术、转移价格等也是影响转轨国家社会福利和转轨国家企业产量和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     

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了吗?——对1996-2000年信贷约束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能否转变成硬约束 ,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能否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标志和关键。 1 996— 2 0 0 0年政府实施的信贷政策和刺激需求的政策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防止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在使有效需求不足状况得到改善的同时 ,国有银行出现了“惜贷”行为。然而这种“惜贷”行为并不是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硬化的表现 ,因为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根源没有改变 ,国有银行既没有更大的动力监督国有企业贷款使用 ,也没有能力阻止国有企业不良贷款继续攀升和停止增加对国有企业贷款。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期间的信贷约束政策不是有效的。该结论的政策含义是 ,无论体制改革还是政策制定 ,只有使国有银行有足够强的激励去监督国有企业贷款使用 ,并使国有企业对其努力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 ,信贷约束政策才会有效率     

我国软预算约束的治理:理论与政策

软预算约束对我国经济的危害甚大,探讨我国预算软约束的治理意义重大.本文认为,应当从下述四个方面来治理我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1)推进国有银企的市场化改革,消除政府干预;(2)建立分散化的银行体系,加强对银行体系的有效监控;(3)实行财政分权,加强地区经济之间的竞争;(4)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严格财政金融纪律.     

财政约束的法治化:中国的现实选择

只有建立法治财政,才能实现市场对政府行为的刚性约束。具体而言,建立法治财政或者说实现财政约束的法治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强化预算约束,使预算真正成为法律。长期以来,预算约束之所以偏软的根本原因是,实际操作中的国家预算仅仅是政府的财政收支     

转轨经济、软预算约束与财政分权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软预算约束问题仍然存在。财政分权能够通过增强制度约束来缓解动态过程中因事前事后承诺不一致而导致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促进地方上及地方间的竞争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软预算约束问题。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困境分析——一个逆向软预算约束的视角

当前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着严峻的困境,亟待破解,而逆向软预算约束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分析思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中存在各种形式的逆向软预算约束,是造成其海外投资困境的重要原因,而强调政绩的官员晋升与政绩考核制度、委托代理问题及市场的弱约束力等是造成逆向软预算约束深层次的制度根源。为此,需要转变政绩观,优化政绩考核体系;深化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完善预算制度;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市场价格机制,抑制国有企业垄断。     

金融支持、不良贷款与内生金融产权

中国的金融体系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一来银行体系中的巨额不良贷款积累了大量风险,二来滞后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逐渐成为经济转轨的最大障碍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政府与银行间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蕴涵在其中的真正机理:由于存在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的分离,带来了信息不对称和预算软约束问题,从而使银行无动力改善经营,政府为解决信息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又不得不进一步提高对银行的产权份额.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从真正意义上消除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的差别,惟此才能硬化预算约束,才能矫正内生金融产权对银行激励机制的扭曲.     

银行重组、金融稳定和软预算约束：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银行关系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区分了银行软预算约束和非金融企业软预算约束、银行重组和软预算约束、制度性和政策性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和“太大不能倒闭”等概念,讨论了银行软预算约束的内涵和外延,总结了中国的银行软预算约束的特点,为讨论中国的银行问题提供一个软预算约束的视角和理论框架。本文认为：（1）银行软预算约束揭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内在逻辑。1994年以来,国家主导的一系列国有商业银行重组和改革本质上是对银行软预算约束政策的补充和强化。从这一逻辑出发,转型以来国有商业银行重组和改革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软预算约束下的银行改革”。（2）银行软预算约束解释了中国在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处于技术性破产状态下仍然得以实现银行体系稳定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没有建立正式存款保险制度、中央财政控制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得以实现银行体系稳定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中国的金融稳定模式可以概括为“软预算约束下的金融稳定模式”,银行软预算约束对于讨论转型时期中国金融稳定的成本-收益、是否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3）银行软预算约束体现了国家-国有商业银行关系的本质,是讨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发展必需关注的制度环境和分析前提,对于进一步讨论国有银行体制、政府-企业关系、政府作用和定位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力冗员问题研究

科尔奈发展的预算软约束理论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关于国营企业冗员现象的解释。然而这类文献有时忽略这样一种现象,即政府、特别是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往往会让国有企业(SOES)追求一些非经济目标,并通过补贴和政策性贷款来为此提供资助。通过对大约700家国有企业的研究,我们发现在不减轻企业社会负担的情况下,预算约束的硬化是直接导致九十年代初中国国企冗员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财政预算软约束

财政预算缺乏有效约束导致地方政府普遍过度负债,如何"硬化"地方政府预算、调整地方政府支出的超额扩张是解决当前大规模债务的基础课题之一。本文借鉴BFI指数构建了中国省级财政预算约束指数,并分析了影响财政预算约束及预算约束调整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约束地方政府预算超额扩张;而分权导致的以经济增长为标尺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造成地方预算软约束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较差的制度环境更容易诱导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偏向性配置,从而加剧其在建设性领域中的投资冲动,降低了预算约束调整成功的可能性。在加强制度环境建设的同时,着重改革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投资竞争的扭曲性制度激励,有利于治理财政预算软约束并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扩张偏向性支出行为。     

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力冗员问题研究

科尔奈发展的预算软约束理论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关于国营企业冗员现象的解释。然而这类献有时忽略这样一种现象，即政府、特别是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往往会让国有企业（SOEs)追求一些非经济目标，并通过补贴和政策性贷款来为此提供资助。通过对大约700家国有企业的研究，我们发现在不减轻企业社会负担的情况下，预算约束的硬化是直接导致九十年代初中国国企冗员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财政压力、信贷市场化和所有制结构

本文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经验研究发现，在信贷市场化程度较低时，财政压力对所有制结构并不起作用，只有在信贷市场化程度较高且政府的预算约束被硬化时，财政压力才会有效促进非国有制经济占比的提高。这表明只有在信贷市场化改革硬化了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时，财政压力才开始推动中国非国有经济占比的提高。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熊彼特—希克斯—诺斯的制度变迁“财政压力说”，并为其提供了经验证据。     

软预算约束:无穷重复博弈视角

本文在内生性软预算约束理论基础上,引入了无穷重复博弈,并指出在无穷重复博弈中,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银行可构造一项触发战略使企业的预算约束得到硬化.本文认为企业不能满足该约束条件是导致软预算约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