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途径与企业家能力关系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中小民营企业为例

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生产力水平低,创新能力弱,生命周期短,难以持续发展等严峻挑战。^[1]影响企业成长和绩效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企业家的个人能力,^[2]其能力对企业的存续和增长具有关键作用,^[3]我国民营企业家自身能力的供给不足,是企业难以成长和持久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4]     

新经济问题的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通信技术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经济的发展轨迹。1995—1999年美国经济的复苏超过了最乐观的预期,^[1]经历了长达118个月的低通胀、低失业率的高速经济增长。     

组织伦理激励机制与策略研究

组织是由人组成的,其目标的实现、使命的完成及自身的发展,都需要组织成员的共同努力来完成。传统的管理,侧重于采用规章制度来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这种管理方式能保证组织正常运行,但不能有效地激励员工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难以树立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度及实现组织的长远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伦理管理日益成为管理的主流,被认为是高于单纯的组织成员行为管理的深层次管理。^[1]伦理管理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制定伦理准则,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实现组织行为的改善。^[2]将激励引入到伦理管理中是近年来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相结合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实现科学的伦理管理的核心和基础,实践证明是既有必要又有可能。^[3]     

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关系对劳动关系内部构成因素的影响

对于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影响的分析,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劳动关系内外部因素影响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的。有的人认为分工与市场的交替作用是影响劳动关系转型的最主要因素(李琪,1995);^[1]也有人认为产权变革是影响劳动关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周新军,2001);^[2]还有人认为劳动关系的内部构成比重及其关系力量大小是影响劳动关系转型的根本性因素(夏顺忠等,2003);^[3]另外,还有人从产业革命、经济全球化、社会政治与法律等方面来说明(佟新,1998;^[4]郭捷等,1998;^[5]肖盛峰,2003;^[6]赵祖平,1998;^[7]冯同庆,2002^[8])。     

银行规模与银企融资关系——基于苏南县域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

中小企业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其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创造就业以及促进技术创新等方面。截止到2005年底,我国99.6%以上的企业均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创造了59%的GDP,60%的销售额以及48.2%的税收,中小企业中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75%,正是中小企业发挥的巨大作用支撑了我国1979—2007年年均9.75%的GDP增长率。^[1]然而,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获得的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却严重不匹配。缺乏外部融资是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最重要的障碍。因此,很多学者都鼓励我国发展以主要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2][3][4]     

贸易、技术进步和工薪差距——关于克鲁格曼和利默之争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除了全面快速地提高全球经济的发展外,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也逐渐凸显出来。在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90%的工人实际工资上升了大约15%,而其余10%的工人工资下降了大约25%^[1]。     

企业人力资本收益权的不完全实现分析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1]任何一个劳动者的劳动都包含一定的技能或生产知识,所以,每一个劳动者都是人力资本所有者。绝大多数人力资本所有者不是自我雇用,而是进入企业与非人力资本结合起来共同创造财富。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2]     

企业隐性知识的特征与管理

企业隐性知识的内涵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波兰伊(Michael Polanyi)首先提出隐性知识的概念并指出:“在一个人所知道的、所意识到的东西与他所表达的东西之间存在着隐含的未编码的知识”^[1].他认为隐性知识来源于个体对外部世界的判断和感知,是源于经验的。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与货币供给内生性弱化之关联性分析

自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些西方学者逐渐拓展了传统主流经济学对货币供给内生理论的研究,对货币政策的分析出现了许多新的经典性研究成果。拉维依(Lavoie)^[1]认为利率是外生的,银行适应信贷需求而创造信贷货币,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而适应银行的准备需求,因此,货币供给是内生的。波林(Pollin,1991)认为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私人系统内生决定的,而利率不完全外生,是由央行和市场共同决定的。麦卡勒姆(Mc-Callum)^[2]、博芬格(Bofinger)^[3]等人针对传统货币供给乘数理论的缺陷,强调了利率机制在货币供给过程中的作用,对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做出了新的解释。     

中国外资经济的独资化程度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大量引入外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外资进入中国的模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独资企业逐渐取代合资企业形式,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首要模式。^[1]这种独资化现象吸引了各方的关注,形成了立足东道国^[2]和立足投资者^[3]两方面的研究,为我们认识独资化倾向提供了帮助。但是,这些基于FDI流量数据的研究比较适合从动态上观察外资进入的独资化倾向,却无法全面反映中国累积形成的外资经济在独资化方面的整体图景。基于此,本文意图以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基本单位普查及常规统计的数据^[4][5],对中国外资经济发展中的独资化现象进行深入观察。     

基于银行贷款安全的抵押贷款价值评估

通过抵押资产来降低或缓释信贷风险是银行控制信用风险的主要手段之一。但调查研究数据显示,抵押资产变现受偿率一般不高于50%,甚至更低。^[1][2][3]究其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抵押资产评估值的高估。目前这种对抵押资产系统性的高估除了部分虚评外^[4],多数是因为评估价值类型的选择造成的。现行评估实务事实上误导了银行贷款决策!     

我国高技术企业协作R&D网络有效构建程度的实证分析

对于企业协作R&D网络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和企业层面上的网络构建动因以及网络模式研究,^[1]二是从网络优化方面建立博弈模型,考察最佳网络规模、最佳协作伙伴数量。^[2]高技术企业协作R&D网络有效构建程度即企业结网目的实现程度,决定和反映网络的最终绩效。初期的促发构建因素是网络搭建的基础。研究促发因素对网络有效构建程度的影响,有利于高技术企业在最初把握关键环节,为网络的发展创造条件,对促进我国正在起步的高技术企业协作R&D网络的有效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1],自然力和社会力(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耦合导致不同层次复合生态系统特殊的运动规律^[2],研究各子系统之间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是解决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关键。^[3]中国经济正处于“第二次转型”的关键时期,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国家提出的社会经济发展新的目标与要求。     

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环境监管的博弈分析

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的存在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了减轻环境污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需要政府对排污行为进行环境监管。环境监管是政府与排污者之间的博弈过程,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博弈分析。^{[1][2][3][4][5][6]}在他们的研究中除杨玉峰和傅伟国外,其他学者都假设环境监管中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然而,这种信息不对称确实存在,并且显著影响环境监管的效率。拉塞尔等人(Russell,et al)和哈瑞顿(Harrington)的研究表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限制了政府的监管行为,即使发现了企业违规行为对其罚款也很低。^[7][8]里尔(Lear)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9]     

学习型区域: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学习经济”(learning economy)这个概念是由研究国家创新系统的学者伦德瓦尔(Lundvall)和约翰逊(Johnson)于1994年提出来的。^[1]“学习经济” 是以知识为最重要资源,以学习为最重要过程的经济。^[2]     

创业型经济的兴起与我国创业政策面临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业(entrepreneurship)^①引起了研究人员与公共政策决策者们的密切关注。从全球范围来说,当人类进入21世纪后,创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总量生产函数、经济增长与增长核算方法——中国增长核算研究的一个综述

总量生产函数是进行宏观经济数量分析的基础,不论长期增长问题,还是短期波动问题,总量生产函数的设定都是研究的前提^[1]。本文关注总量生产函数在中国经济增长核算中的运用。帕金斯(Perkins)指出,“中国富强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因而,对于中国增长绩效的研究极为重要。     

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和自我价值感

处置效应一词是由谢弗林(Shefrin)和斯达特曼(Stat man)提出的。^[1]他们用此词来描绘市场交易者的持亏售盈的倾向,并提供了在共同基金回购交易中的处置效应的证据。拉孔尼斯霍克(La-konishok)和斯密特(Smidt)报告了盈股往往具有高交易量,这一发现证实了市场交易者的售盈倾向。^[2]费瑞斯(Ferris)、豪更(Haugen)和马奎加(Makhija)在美国小盘股市场上发现了相同的情况。^[3]欧丁(Odean)对一家经纪公司从1987年至1993年的一万多位客户的交易记录进行研究,证实了处置效应的存在。平均来说,投资者实现他们15%的盈利,却只实现他们10%的损失。^[4]     

我国生态税收体制的确立

关于生态税收概念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观点。(1)环境保护税。所谓环境保护税收,是指基于环境保护目的而征收的各种税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1](2)绿色税收。根据排放量和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来决定税率以计算排放税;对生产出来危害环境的商品或使用这种商品的消费者征税;在其他税收上提取与环境相关的备抵;对于能够节约能源或减少污染的设备和生产方法给予可以采用加速折旧备抵法或降低税率的优惠。^[2](3)(环境)收费。在某种程度上是指为污染支付的价格。^[3]     

我国水污染税税率设计研究:以工业废水为例

在税收制度设计研究中,尽管税率是调节税负的重要杠杆,但由于它是较为直接的和明显的计税尺度,一般不存在复杂的确定和计量原则的规范问题^[1]。然而在污染课税的制度设计中,税率问题却凸现其重要性。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在完全竞争和不存在其他扭曲性税收的经济世界里,污染税的最优税率应该等于庇古税(Pigouian tax),即税率能够使污染削减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损失,即处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那个点^[2]。具体讲就是,水污染税的税负水平应等于纳税人排污行为所造成的边际环境损失,包括环境损害、人体损害和资源耗损等社会成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