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激励、政府主导与经济风险

本文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政府主导这一重要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和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主导,而财政体制和财政制度为政府主导提供了激励。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政府主导的经济风险日趋突出。消解风险,中国政府需要尽快从经济增长主导地位退出,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深化财政改革,构筑政府自主退出的激励结构。     

体制改革、空间组织转换与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一个具有时间指向和空间特征的非线性复杂过程.现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可概括为结构-增长分析和制度-增长分析两类模式,但都忽略了空间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从而难以全面解释和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其特有的空间组织基础,现有的行政区空间组织基础是中国二十多年来体制改革的逻辑结果,已经难再满足中国经济进一步持续增长的需要.这就要求空间组织模式从行政区经济转换到区域经济,这一转换既为缓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和重要切入点,但也对深入推进制度变革尤其是构建区域综合治理结构提出了新要求.     

要素积累、结构变动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

笔者采用逐步回归法和状态空间模型方法对中国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要素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存在但不显著,要素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表明曾经在发达经济体工业化过程中一再演示的社会经济结构上的转变在中国迄今远未完成;这也意味着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要素积累方面转向要素结构变动方面,要素结构变动过程中产生的效率改进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     

主导生产要素更替与经济发展阶段演化——基于甚长期视角的经济发展过程研究

笔者认为,以要素产出弹性的变化为主要标志区分经济结构并划分经济发展阶段,是审视经济发展的一种甚长期视角.从甚长期的视角看,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依次经历了劳动主导经济、土地主导经济、资本主导经济和人力资本主导经济四个阶段.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中国30年高速增长,主要是靠高物质资本投入带来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较小,但这并不表明其不重要.中国经济处于土地主导经济向资本主导经济收敛的过程中,并开始出现一些人力资本主导经济的因素.随着中国经济新一轮的结构调整,人力资本意义凸现.增加教育投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特别意义.     

劳动力负担与我国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负担的减轻产生了人口红利并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而言,劳动力负担每降低1个百分点,促使人均产出增加0.176个百分点。短期而言,劳动力负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劳动力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主要由快速下降的少儿抚养负担解释。但随着少儿抚养负担的稳定和老龄化的加速,未来劳动力负担变化将由老年赡养负担主导,随之引起的经济效应将发生改变。为此,应抓住剩余30年的战略机遇期,利用人口红利期积累的成果迅速推进人口结构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     

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来自南亚的经验证据

以南亚四国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南亚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试图揭示南亚选择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原因及可持续性,以期对发展中国家及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研究发现:南亚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历史的选择,与自身资源和当时的国际条件密切相关;服务全球化和锁定效应的外部因素及语言文化传统等内部因素是造成南亚选择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原因:南亚的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和借鉴的;南亚经验表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不是唯一快速发展的道路,后发国家如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一直等待,直到中国等现有制造业生产大国失去劳动力的比较有优势后再通过制造业的发展走上富裕之路.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财政分权改革始终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革的全过程,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分权改革直接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资源再配置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被逐步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本地经济的自主权,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探索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性,通过在地方层面上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改善经济增长绩效,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转型经济的路径和绩效.本文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及调整思路

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是建国以后形成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国有经济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最完善的经济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战略发生重大改变，宏观环境的改变使东北地区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面临巨大压力，产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成为改革以来东北地区最艰巨的任务。但实践表明，改革以来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演进绩效较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仍面临许多挑战。     

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一个马克思主义随机演化的视角

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动态关系是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主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一般认为,技术进步是中性和无偏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技术进步一般会表现出资本生产率下降、劳动生产率上升等特征,这即是马克思偏向型技术进步.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正呈现出这种技术进步特征,并影响中国经济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表现为技术进步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资本积累规模的不断扩大和GDP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朝着特定的技术偏向自我强化.其后果是,在一段时间后会带来资本过度积累、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失衡等问题,限制未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为了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有必要革新中国技术进步路径,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辅之以需求侧管理的调节,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模式转换,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无形要素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标志着无形要素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它改变区域经济增长依赖的要素体系,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核算体系,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深刻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金融化与中国的抵御探索*

本文尝试在发展模式与外部经济依赖性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内来分析中国经济从抵御金融化到出现金融化趋势的过程。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化和频繁的债务金融危机源自本国发展模式与外部经济依赖性相互作用下金融扩张与生产性积累的背离。对于中国而言，在政府有效的产业政策和渐进的金融政策引导下形成的工业化主导的发展模式，能够不断解决经济发展矛盾，同时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谨慎的金融开放政策减轻了中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依赖，使其得以抵御金融化和危机。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发展模式面临新的矛盾并且对外部经济依赖性逐渐增强，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将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巨大的挑战。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金融化风险，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期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金融化风险尚未根除，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仍需要政府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积极引导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国有资本与工业经济的增长与效率——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1998～2004年我国各省份的工业经济数据,分析了国有资本退让与经济增长速度和劳动效率的关系,考察了国有资本退让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国有资本开始从我国工业经济中不断退让,为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提供了进入和相互结合的空间,从而极大地刺激了资本的原动力,带来了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及其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本文认为这次危机是近3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并且金融危机的影响远未结束。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减少、增加货币调控的难度、输入型通胀的重大压力和其他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应实施的对策是：强化信息披露与金融监管制度;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经济手段和配套政策综合治理通货膨胀;加强和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     

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的对策

2001年世界经济陷入了3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这次衰退是继多年经济繁荣后的“硬着陆”,衰退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曲线呈现“U”字型。从全球主要经济机构的预测结果看,2002年世界经济前景依然黯淡。世界经济的复苏,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复苏,而美国经济复苏主要依靠扩张性政策的拉动,是政策导向型的复苏。面对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2002年中国经济要实现7%以上的增长,在立足于内需的同时,应对对外经济政策做适当的调整。     

我国短期外债问题研究

自2001年起我国短期外债快速增长,这可能是国际投机资本进入我国的表象之一,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短期外债的规模及结构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潜在的威胁。并指出国家外汇管理部门采用一系列措施管理短期外债以严控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措施是得当和必要的,但也是有限的。在开放的经济体下,只要汇差、利差及贸易顺差等因素存在,其所诱发的资本流动就不可避免,最终问题的解决还要靠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完善汇率制度。     

西方金融资本主义下的寄生阶级、债务通缩与大萧条——兼评迈克尔·赫德森的金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金融资本生成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在支配生产、流通和信用的基础上,金融资本通过定价权、金融投机、地租寻租、支配国债、滥用货币发行权等途径而建立一套寄生性的积累机制。随着金融资本对生产关系的全面支配,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也越来越系统化、自主化,造成的社会危机也越来越不容易从外部加以克服,但同时,金融资本内部自我否定的逻辑却表现得越来越强烈。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债务膨胀和产业萎缩相互加强的危机,即债务通缩危机。新自由主义量化宽松的反通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旧版大萧条,却导致了更难以解决的新版大萧条。美国学者赫德森把对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批判纳入到从古典政治经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从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探讨西方经济、政治危机的根源,虽然其金融资本批判理论还因缺乏辩证逻辑而有一定的缺点,但是该理论基本的理论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1997-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分析了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效应,并利用我国31个省（市）1997-2008的面板数据,对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却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互动效应对经济增长起着推动作用。最后本文从政府应注重投资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新常态下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综合金融资本和创新创业的理论建模

在国内外形势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的阶段,放缓的经济增长步伐带来新的矛盾和挑战,经济增长模式从以往的粗放型逐渐向集约型转变,但以往的经济理论在经济新阶段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使用主流宏观经济学前沿的建模方法将现有的四大经济增长理论囊括在一个综合模型中,把人力资本投资、金融资本投资、实物资本投资、创新创业活动、纳什博弈机制有机地结合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对经济增长理论文献做出重要的概括和拓展.通过校准赋值和数值模拟,得出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人力资本积累虽然可以通过创新和创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其效果仍是递减的,呈现出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属性.     

产业投资基金真的可以驱动经济结构优化吗——产业基金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驱动程度的PVAR模型分析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众多地方政府选择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优化经济结构的助推工具,但实践中各地方产业基金的投资效果与期望目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对产业基金的经济优化效应进行检验。运用诺依曼定理分析产业基金与经济结构优化的互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将经济结构优化表示为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并与产业投资基金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基金并不是经济结构优化的驱动因素,而只是其结果。一方面,产业基金并不会直接驱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而是通过增加金融投资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优化;另一方面,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会显著吸引产业投资基金。鉴于大量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对于优化经济结构效果不显著,因而应当重点促进多元金融产业发展、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工具。     

Climate threshold,financial hoar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We use an iterative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to establish theoretical models that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limate threshold, financial hoar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We build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statistical data from 1979 to 2012. Our study yields the following results: China’s climate threshold has shown a zigzag-shaped rising trend since 1979;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rapid expansion of financial hoarding were high savings rate, savings leakage, higher marginal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hoarding compared to capital efficiency or higher internal creativity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there were positive cumulative effects between financial hoar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by climate threshold; the climate threshold had discrepant influences on different industries. To achieve a balanced economy, more money should be invested in the real sector to appropriately reduce the rate of savings leakage; the financial sector should move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service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to increase its marg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y and to enhance capital efficiency; the real sector should impro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peed up the adaptive adjustment in climate-sensitive industries to move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advanced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