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动荡与中国的宏观经济

在中国宏观经济的格局中,政府应该考虑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来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势和动力。在当前最合宜的宽松财政政策应该是减税,包括各种企业税收和个人所得税。政府大幅度地减少企业税,会直接“留血”和“输氧”给企业。从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因来看,在企业界投资信心不足、居民消费信心匮乏的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的首要措施莫过于减税。     

从宏观数据看中国经济的当下格局与长期增长前景

针对学界和政府部门存在的对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走势的不同判断,笔者认为,判断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和制定合宜的政府宏观政策的一个基本点是各行各业的平均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经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整体下行是一个改变不了的自然趋势.由于过去为保增长而不计成本地扩大投资,直接导致高负债率和高杠杆率,现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应该定在不是保增长而是保就业、去杠杆和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大的金融危机和长期萧条上.目前中国政府合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财政政策上应考虑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实行稳健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应采取不主动干预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汇率政策.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目前经济形势下的财税政策选择

我国经济在实现了“软着陆”后，受国内和国际各方面因素的作用，又出现了内需不足，经济疲软的态势。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但没有明显的收效，于是相继推出了久未被重视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拉动经济增长。这一阶段的财政政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在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时，不是减税，而是“清费立税”，不但不减少税收，反而会增加税收，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增加支出和减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其同样达到了增加支出，减轻经济主体负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论积极财政政策下的税收政策调整

以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和事实上增税的财政政策，不是完整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是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局面的重要原因。积极财政政策应该两条腿走路，即在增支的同时，进行减税。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大规模减税的条件还不具备，只能实行结构性减税，以促进投资、消费、出口的增长，尽快走出通货紧缩的不利局面。     

经济复苏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研究

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中国经济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出现的新一轮增长高峰已经过去,政府已经意识到依靠出口导向和以牺牲环境、大量消耗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具有可持续l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牺牲一部分经济增长必是“转型”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认同只有经济结构调整到健康的轨道上中国经济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已经成为“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工作的主基调。     

结构性减税与小微企业发展

伴随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各国政府纷纷利用税收杠杆推行大幅度的减税政策,力图促进经济尽快复苏。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小微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为了刺激经济走出困境,保持小微企业的生机活力,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我国实施了以"增支减税"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应运而生,并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构筑中国应对危机的“铜墙铁壁”

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总额高达4万亿元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方案,包括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增加城乡居民补贴、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减税、扩大银行信贷等在内的十大措施,是中国迄今为止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最为重大的举措.会议还决定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后危机时代中国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分析——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国家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BGG)的DSGE模型,选取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采用Bayes技术估计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来分析中国财政政策的动态经济效应。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入效应;税收增加对总产量和消费产生负效应,对投资产生正效应;政府支出的效应大于减税的效应。研究结果充分肯定了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的有效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继续实施。     

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分析

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投资、实施结构性减税以及加大低收入群体补贴等一系列举措,对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研究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探讨积极财政政策在中国的绩效,为未来财政政策的实施,提出合理化建议。     

做实财政政策内涵：减税与增支“双轮驱动”

在当前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大背景下 ,作者仍然主张财政政策方面的减税增支取向基于以下理由 :政策滞后的成本损失不应由纳税人承担 ,政府应是承担主体。减税政策是就整个经济布局而言 ,一是目前整体税率水平过高 ,导致经济难以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是我们的经济政策应具有长期性和前瞻性 ,减税政策既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又可以理顺各种利益关系。从目前的经济走势来看 ,作者的观点是我们并未进入全面的通货膨胀状态 ,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应该启动货币政策 ,实施局部调控。     

2012：向自主增长转变

虽然明年宏观调控的基调维持不变,但政策内容会有所不同。财政政策在继续发行赤字、扩张政府支出的同时,辅之以结构性减税措施,推动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     

铸币税、减税与税制改革

在内需不足时期应该实行减税政策，以刺激民间需求的增长，但由于政府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客观上造成财政赤字日益增加且难以弥补，这又为减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困难。征收铸币税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一矛盾，可以同时实现弥补财政赤字和增加公共投资的双重目的，进一步扩大内需并推动经济更快地发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征收铸币税后我国可实行的各项减税的措施和方案，并就我国的税制改革提出了意见和看法。     

财政政策拉动居民消费对策研究

2009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要由“保增长”向“促转变”方向转变,在政策上,仍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把有效的财政政策与扩大居民消费结合起来,是我省今后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经济不确定性与财政政策有效性

本文估算了中国国家层面和31个省(市、区)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并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经济不确定性都是影响省级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2)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财政政策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可以作为弥补货币政策效应减弱的政策手段;(3)增强市场信心和缓解信贷约束是财政政策发挥“稳增长”效应的重要途径,且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投资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因此,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有效工具。     

通货紧缩下的税收政策选择——关于当前减税主张的讨论

早在1998年,就已有减税的主张出现。1999年以来,随着零售物价持续走低,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减缓,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中国经济进入通货紧缩阶段或存在通货紧缩趋势的判断。于是,在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之后,关于政府应当减税的呼声,再一次扑面而来。现在看来,在当前的中国,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面对严峻的通货紧缩形势,我们究竟需要实行怎样的税收政策?一、减税:应有一个严格的界定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减税指的是通过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而减少政策税收,从而降低企业或居民税收负担的一种税…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9—2010年

本文依据中国经济增长与价格形成理论模型以及CMAFM计量模型,分析与预测2009—2010年间中国经济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下的复苏过程。本文认为,中国需求管理应该继续采取扩张性政策取向,完成中国经济景气从萧条到繁荣的周期形态转换,并且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相适应,形成以促进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的政策架构。     

高新技术企业减税与企业创新

研究政府减税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使用2008—2014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并结合有效工具变量,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是否存在门限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存在一个大小约为6500的“规模阈值”,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会促使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规模超过“规模阈值”,导致企业创新水平内卷化;第二,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低研发强度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高研发强度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尤其对员工物质激励水平和技术改造能力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减税规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第三,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欠发达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大。政府应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规模设置一个上限,且所得税优惠税率应结合企业研发强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浮动管理。     

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分析

本文根据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从理论上探讨了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效果,为政府在寻求经济增长与发展进程中,如何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状况有效地运用和调整财政政策栽体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认为,我国在“八五”期问,应采取“松紧结合”的财政政策,即在保持现有的总体税负水平和支出水平的同时,实施倾斜性的财政投资和税收支出政策。     

财政政策调整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基于政策需求和供给管理更迭的思考

本文梳理了中国近20余年来财政政策调整及其与私人部门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时,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投资等总量刺激政策改善市场需求拉动企业投资。2011年经济进入增速放缓期后,财政政策逐渐侧重供给管理,但在一定时期仍采用供需两端双管齐下的模式进行调控。除受市场整体需求收缩影响外,中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之间差距扩大,以及企业二元产权结构内生出的融资成本分化现象逐步成为制约总量性财政政策效应发挥的关键。2016年后因结构性问题凸显,财政政策偏向以供给管理为主,如实施税收改革、减税降费等政策。在"十四五"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力点仍在于稳定总量与结构调整并行,采取加强政府债务融资管理、进一步调整减税方向、平衡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投资结构等措施,激发微观主体投资活力。     

每月核心经济指标

欧洲债务危机仍未有实质解决方案,欧美的经济增长及就业、消费隐忧,导致中国的进出口增速放缓。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逐步释放宽松信号,投资增速、消费增速显示内需增长。由于国外需求萎缩、国内政策紧缩,采购经理人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企业信心指数均依然低迷,实体经济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