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及收敛分析

文章利用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将其作为经济的非理想产出纳入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了1995-2008年中国29个省份的绿色Malmquist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的绿色Malmquist指数、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率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及其时间演化趋势。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考虑环境污染因素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显著下调,技术进步率的差异是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原因;我国的绿色Malmquist指数整体上不存在绝对收敛趋势,只有东部地区呈现较典型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在控制投资率、从业人员增长率与环境治理力度后,各地区均表现出条件收敛趋势。     

农业环境效率的时空演变及收敛性：1978—2015

科学评价农业环境效率及其收敛性是研究农业环境效率的基础,有利于制定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通过构建Global超效率DEA模型测度了1978—2015年我国28个省份的农业环境效率,并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时空演变和收敛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978—2015年,我国农业环境效率总体偏低,但呈缓慢增长的态势;从空间来看,东部地区农业环境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我国农业环境效率不具有绝对收敛,但是具有条件收敛;分地区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环境效率不具有σ收敛,但是具有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东部地区农业环境效率则具有σ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不具有绝对β收敛。从条件β收敛的收敛速度来看,东部、中部、全国和西部的收敛速度依次减弱。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改善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金融体系效率纳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框架,运用基于松弛变量效率测度模型(SBM)对我国1995—2008年29个省市区金融体系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面板协整检验考察了金融发展、金融体系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金融体系效率整体上呈波动型上升趋势,且依次由东部、西部、中部递减,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体系效率呈近似倒U形关系;整体上我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其促进作用在区域层面上具有门槛效应:东、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金融体系效率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且在东部地区金融体系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更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其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研究

在资源紧缺、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今天,绿色创新成为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本文应用DEA方法对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行了测度和分析.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测度除西藏外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其次,应用DEA方法在综合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的基础上测度2005-2010年中国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并应用TOBIT回归分析法对影响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且,“十一五”以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上升趋势明显,说明东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外资进入、结构调整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环境规制与技术市场对创新效率提升并没有产生显著的积极效应.     

中国工业增长质量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分析

经济增长质量反映增长的优劣程度.笔者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度了过去10年30个省市工业部门包含了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此作为各地区工业增长质量的度量指标,研究区域工业增长质量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工业增长质量呈梯度分布趋势,但界限已不再明显;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工业增长质量呈现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东部各省份工业增长质量差异随时间推移逐步缩小,而全国总体及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长质量差距呈扩大趋势;全国总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工业增长质量存在条件收敛,对外开放水平和环境规制程度对区域工业增长质量差异的缩小起促进作用.     

中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动态演进及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4—2019年中国内地28个省域面板数据,构建三阶段DEA模型,测度各省域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运用变异系数和静态面板模型分别检验其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进而揭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四大区域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的动态演进趋势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2014—2019年全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由0.62提高至0.72,更多省域向高效率演进,到2019年,35.7%的省域达到生产效率前沿;中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中部（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东北和西部的发展格局,较低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分别是制约东北和西部地区效率提升的主因;样本考察期内,全国整体、东部和中部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存在σ收敛,全国整体及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而中部仅存在条件β收敛,且不同区域条件β收敛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据此,针对提升不同区域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提出针对性建议。     

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考察期内总体偏低，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2）绝对β收敛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均存在，而东部不存在；条件β收敛在全国、东部和西部均存在，而中部不存在。（3）政府干预程度、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质量、非正规金融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普惠金融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测度、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

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助力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是中共二十大报告的重要议题。采用Super-SBM两阶段DEA模型、Dagumn基尼系数和空间收敛模型,基于价值链视角对我国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高技术数字制造业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特征。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离最优状态还存在差距,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区域间和区域内创新效率差异较大,两阶段差异来源呈现出不同特征,并以2016年为界出现较大变化;2016年以后,中部地区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均具有σ收敛特征,全国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特征,东部地区的空间绝对收敛特征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论有助于从价值链视角全面客观了解我国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现状,从而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质量、避免区域数字“鸿沟”提供参考。     

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分析

以1995-2009年我国28省区研发投入与产出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数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实测了各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绩效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5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平均技术效率值只有0.567,还有40%多的提升空间;研发资本存量对创新具有更大的产出弹性;各地区间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的差异很大,东部地区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技术效率水平相当;历年的平均效率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要求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协整分析与区域政策选择--兼论"中部塌陷"现象

文章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协整分析和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是西部经济增长与中部、东部经济增长均有协整关系,但中部与东部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协整关系;西部经济增长促进了东部经济的增长,东部反过来也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增长,但对中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大;中部不是东部和西部经济增长的葛兰杰原因,由此显示出我国区域经济非协调发展的基本特征。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还对中国区域经济非协调发展及“中部塌陷”的机理作了理论分析,并给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产业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协同集聚作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方式，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均存在多方面影响。环保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共聚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一种细分模式，通过对比其与一般协同集聚在动因、效应和关联方式等方面异同，依据其显著的生态闭环功能和环境正外部性特征，将其命名为生态化协同集聚，并基于2013—2019年短面板数据，采用杜宾模型（SDM）考察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态化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U型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对绿色经济效率已形成有效促进作用，而内陆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水平较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为生态化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生态工业园区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最好实现形式

循环经济是减少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的全新经济发展模式，生态工业园区是一种以追求更高物质利用率和能量转化效率，更少废物排放甚至零排放为目标的企业地域分布形式。具有环境保护意义和生态绿色概念的工业园区，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最好实现形式。     

Green Attitude and Economic Growth

We analyze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green attitude and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Individuals take only part of their impact on pollution into account, hence there is a negative externalit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creasing wealth or increasing pollution enhance green attitude and reduce the externality, because individuals care mo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if their income is higher or if pollution is more obvious. The time path of pollution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equilibrium growth are shown to depend crucially on the determinants of green attitude. Ongoing growth may lead to complet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 if green attitude improves with increasing wealth, e.g. as a consequence of an increase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contrast, if green attitude is determined exclusively by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pollution remains at a suboptimally high level. The interdependence of wealth and pollution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mplies more complex dynamics. Capital growth enhances green attitude and thereby decreases pollution. Improve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turn may increase capital growth due to less green attitude and therefore slow down convergence to the sustainable balanced growth path.     

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和绿色发展转型。因此,本文利用2006—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减少了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PM2.5、工业废水等污染物的排放。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两个渠道来减少污染排放。本文还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污染减排的影响、作用机制和地区空间差异,也佐证了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     

基于三阶段Malmquist-PNN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评价与智能诊断研究

采用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构建了排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干扰因素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效率测度模型，并结合概率神经网络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智能诊断。研究发现：①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波动趋势，其中，西南地区属于共同推动型，其余地区为技术进步型。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技术进步决定，技术效率起抑制作用，而技术效率低下是由规模效率下降所致；②在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干扰后，各区域Malmquist指数均有所下降，在第一阶段中绿色创新效率被高估，究其原因是技术效率被高估。其中，西北和黄河中游地区排名与第一阶段结果差别较大，其余地区排名保持不变；③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④根据智能诊断结果，可将区域分为全部效率有效地区、纯技术无效地区和规模无效地区三类。     

The New ‘Passive Revolution’ of the Green Economy and Growth Discourse: Maintain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apidly emerging discourse of a green economy based on green growth. It highlights inherent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is discourse such as the myth of decoupling growth from the environment, pollution generations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Using key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both Gramsci and Polanyi,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green economy/growth discourse can be seen as a Gramscian ‘passive revolution’ whereby the domina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scourse, subsumed by capitalist hegemony, is protecte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crises. The ‘neoliberalising of nature’, or in other words, the privatisation, marketisa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of nature, akin to Polanyi's fictitious commodities, continues and intensifies with green economy/growth strategies. Greening the economy and associated strategies of green growth divert attention from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sustainability and issues of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 this way, the inexorable march 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is maintained. This paper goes on to argue that contesting the claims of green economy/growth discourse through political struggles by civil society against the neoliberalisation of nature is a sign of a slowly emerging counter-hegemonic ‘double movement’ which challenges capitalist hegemon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society–nature relations.     

基于三阶段Malmquist-PNN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评价与智能诊断研究

采用三阶段Malmquist指数构建了排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干扰因素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效率测度模型，并结合概率神经网络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智能诊断。研究发现：①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波动趋势，其中，西南地区属于共同推动型，其余地区为技术进步型。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技术进步决定，技术效率起抑制作用，而技术效率低下是由规模效率下降所致；②在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干扰后，各区域Malmquist指数均有所下降，在第一阶段中绿色创新效率被高估，究其原因是技术效率被高估。其中，西北和黄河中游地区排名与第一阶段结果差别较大，其余地区排名保持不变；③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④根据智能诊断结果，可将区域分为全部效率有效地区、纯技术无效地区和规模无效地区三类。     

地区工业废气排放负担的差异及对策研究

工业废气的排放是造成大气污染和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对各地区的气体污染物排放负担、工业生产贡献进行比较和模型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各地区气体污染物的负担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环境政策的差异造成的,据此,从提升清洁技术、调整产业结构、污染治理和污染源管理等方面,提出更为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与措施,更好地促进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     

北京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分析

本文选取北京市1989～2006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了北京市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的计量模型,绘制了北京市主要污染物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的主要污染物排放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北京市正在走上高增长、低污染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产业结构的优化、环境政策的强力实施、环境技术的后发优势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是北京市实现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