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从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得分和排名来看,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差异化特征。从金融发展因子和金融服务因子来看,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化特征依然存在。我国东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未来各地区应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优化普惠金融发展坏境,创新普惠金融供给,培育普惠金融需求,从而促进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创业水平吗?——基于省际数据和产业结构异质性的分析

运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省级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不同区域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异质性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差异化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不同区域来看,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东、中、西部各个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能够比较显著地提升创业水平.从产业结构异质性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在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影响创业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健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支持作用;从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提升区域之间的资源整合力度;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其对创业水平的积极影响.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特征

本文在把握金融科技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时空极差熵权法测算201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σ收敛和时空β收敛等方法分别对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特征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总体呈逐渐上升趋势，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逐渐走低趋势；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全国及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绝对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省份呈自我强化态势；全国及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σ收敛特征；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时空β收敛存在明显差异，东北呈发散特征，西部、东部和中部的收敛速度高于全国收敛速度，随着时间推移，各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差异逐渐缩小。     

电力利用效率差异及收敛分析

能源效率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电力的角度分析能源效率的差异和收敛。研究发现：我国东部电力利用效率普遍较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且西部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电力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根据面板数据的PCSE估计的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电力利用效率正相关,而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则与之负相关;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会促使电力利用效率差距的缩小,而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标准差缩小则会扩大电力利用效率的差距;只有东部地区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均存在条件β收敛,且东部的收敛速度最慢,而西部的收敛速度最快。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

本文运用201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从各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西部受影响程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种影响还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门槛临界值前后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进一步从空间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皆显著.本文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城镇居民资产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差异的分析

由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住房资产和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笔者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0年~2010年季度数据,采用面板协整方法,研究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住房资产和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住房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性正向关系,地区间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股票资产与居民消费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股票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股票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不大,中部和西部地区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则不显著。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环境日益优化、供给不断增加、需求稳中有进,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地区性差异。因此,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继续完善普惠金融发展环境、充足普惠金融供给、促进普惠金融需求,助力共同富裕目标早日实现。     

财政支农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推动农村农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本文利用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以财政支农支出为代表的政府财政措施和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工具在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财政支农支出在东、中、西部地区都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东部地区作用效果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数字普惠金融在东、中部地区作用效果显著,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经济开放、市场分割与我国地区经济收敛研究

本文在经济收敛理论分析框架中加入市场分割和经济开放因素,使用纠偏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对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收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中部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西部地区的绝对β收敛特征不明显,但是三个地区内部都存在明显的条件β收敛。市场分割对东部地区经济存在促进作用;当市场分割程度较低时,市场分割对西部地区经济存在促进作用,但达到一定临界点后,市场分割将会阻碍经济增长;市场分割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开放对中部地区的经济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较小。     

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非均衡及收敛性分析

基于2010-2015年中国1733个县(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趋势面和泰尔指数刻画2006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后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并运用空间收敛模型检验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演进态势。研究发现: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但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非均衡状态;全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差距在缩小,相比省际差距,省内县级区域间的普惠金融发展差距始终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且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西部地带和低-低集聚区内实现了最快的收敛速度。上述发现为认识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进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普惠金融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依据。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和22个东道国面板数据,基于国际R&D溢出模型和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金融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中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且与金融发展水平、国内R&D活动和经济开放度对TFP均呈现显著正向效应,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二是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显著正相关,中部地区显著负相关,而西部地区溢出效应不明显;三是中国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TFP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虽表现出正相关性,但不显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高于中部地区,地方经济增长水平与金融发展并不呈现显著相关性。如何充分利用OFDI与金融发展来有效推动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我国省际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特征、价值与启示

该文采用全国大规模调查数据,检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分布水平。结果表明:我国公众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整体水平不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基本公共服务分配不均衡和享用不普惠较为明显;资源配置区域差距大,表现在东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充足、分配均衡、获得可及和享用普惠的程度显著高于东北、西部和中部;住房保障服务、劳动就业服务、基本社会服务与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满意度较低;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客观绩效并非正向关联,揭示东部和城镇居民公共服务需求可能已由规模效率的追求转变为质量的渴求,西部和农村居民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尚停留在保基本和均等化的数量层面。     

中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动态演进及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4—2019年中国内地28个省域面板数据,构建三阶段DEA模型,测度各省域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运用变异系数和静态面板模型分别检验其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进而揭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四大区域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的动态演进趋势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2014—2019年全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由0.62提高至0.72,更多省域向高效率演进,到2019年,35.7%的省域达到生产效率前沿;中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中部（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东北和西部的发展格局,较低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分别是制约东北和西部地区效率提升的主因;样本考察期内,全国整体、东部和中部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存在σ收敛,全国整体及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而中部仅存在条件β收敛,且不同区域条件β收敛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据此,针对提升不同区域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提出针对性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作用能够有效弥合城乡贫富差距，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会产生阻碍作用。本文基于2011—202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数字鸿沟水平总体上呈现收敛趋势，西部地区数字鸿沟现象最严重，收敛趋势也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普惠性”,能够显著缩小任意数字鸿沟水平下的城乡贫富差距；普惠金融数字化及信贷业务维度的发展也能抑制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能形成明显阻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比覆盖广度更能够促进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各项金融业务单独促进贫富收敛效应微弱。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不断提升数字发展水平，收敛数字鸿沟；深化数字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举措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经济良性互动发展，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挤入)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

笔者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地区的政府投资挤出(挤入)效应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东部地区政府投资挤入效应最明显,西部次之,而中部地区则最低。另外,民间投资除了受到政府投资的影响外,还受到经济波动、城市化率、基础设施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城市的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合意的民间投资水平等其它因素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282个城市数据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文章借助2011-2018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考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存在瓶颈.比较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程度不同.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可为加强区域现代化建设、实现创新驱动提供参考.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十三五”期间最为艰巨的任务.发展普惠金融是金融扶贫工作的主要着力点,也是实现全面脱贫目标的有效途径.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平均发展水平低于东、西部地区,各区域普遍存在着融资难问题;普惠金融减贫表现出显著的门槛特征,减贫效应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经济发展、教育、基础设施、财政支农等对贫困减缓存在着正效应.政府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策略来解决融资约束问题,并应采取积极措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增加财政支农投入量.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预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br#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有助于县域经济增长,而其发展过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本文运用2014-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干预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子指标回归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的作用与主回归一致。(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政府的调节作用是单向的,西部地区则为倒U型,本文分析了地区差异的内在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