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变化与中西部地区引资困境

根据中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大、国家对西部开发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以及外资投资区位转移的“雁行理论”等条件推理,内陆地区近年来引进外资的增长幅度应该快于沿海地区。然而,实际分析结果表明,1979年以来的外资由沿海向内陆地区的转移,从1997年开始停滞,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总体表现不佳。文章从“路径依赖”、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产业关联和投资软环境诸方面分析了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引资的思路。     

我国外资区域分布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现状和影响在华外资区域分布不平衡的因素分析为基础,结合中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进而提出有效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携手合作缩小差距扩大开放共同发展──陕西省省长程安东访谈录

携手合作缩小差距扩大开放共同发展──陕西省省长程安东访谈录本刊记者季闻为了贯彻中央关于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加强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的要求，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国务院特区办公室、江苏省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和陕西省...     

中西部利用外资的行业集中指数分析

本文采用FDI行业集中指数分析法，分析我国中西部地区外资投向的地区行业相对集中度，并将此结果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引资政策相比较，据此测评中西部地区外资政策的效果。然后，分析了中西部地区的整体引资环境同引资政策的协调性，并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FDI发展与存在问题浅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引进外资，外资的流入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缺口。中国作为全球外商资本流入大国，外资在投资方式、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等存在很多特点，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针对我国FDI的发展与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后危机时期中西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思考

金融危机以来在内外环境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出现外商直接投资向中西部转移的迹象.中西部地区应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借鉴东南沿海省份及国外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路径,承接好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调整结构,抢占市场.采取正确引导外商投资的措施,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的优势行业的同时,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现实国情、省情出发,寻找中西部省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与突破路径,努力实现超越传统的代工和低端引进外资的路径.     

外贸外资对我国地区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使用1997-2008年我国(西藏除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外贸外资对我国地区工资差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工资均具有动态效应;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外贸外资会对地区工资产生显著性影响;中部地区的外资会对地区工资产生显著性影响,而外资对该地区工资的影响不明显;西部地区的外贸外资投资对地区工资均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长期外贸的发展可以降低全国和东部地区工资水平、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长期外资的发展可以提高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     

我国FDI区域分布差异问题及原因探析

本文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绝对差异、增长率差异、相对规模差异的现状分析,认为外资经济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但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均衡地进入我国各地,地区间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差异的不断扩大成为区域经济增长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分析——以1994-200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部地区出口贸易发展的促进效应最大,而且影响程度超过其他解释变量,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贸易促进效应的发挥要受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内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在引资的同时,要注重内部市场培育,以充分发挥外资在东道国市场的外溢效应,带动本地区当地企业的出口。     

中国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进而提出在我国公共投资中要注意的问题:既要考虑各地对公共投资有不同的需求,还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除了一些政策因素以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村公共投资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工商业较发达的村公共投资活动也相对较多。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村,由于本地公共投资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等作用较小,因此这部分村民就不那么愿意对村里进行公共投资。从政策实施角度看,本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公共投资更多地投向贫困地区、偏远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差的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投资战略有助于统筹区域发展,降低区域差异。     

Capital Inflows and House Prices: Aggregate and Regional Evidence from China

Rising house prices in China have been of concern for investors and policymakers. Prices have risen substantially in the last decade, especially in large urban cities, and some economists have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the affordability of residential housing for young adults. This phenomenon becomes a major concern for policymakers, in terms of managing policies to balance the residential needs of individuals and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Theoretically, house prices ought to be linked to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disposable income, availability of land to build and credit policy. However, it appears that traditional economic theories fail to appropriately explain house prices in China. We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inflows into China. In terms of per capita remittances, China receives the highest inflow of foreign capital, and this ma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isk adjusted returns in the Chinese market. To investigate this relationship, we use the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capital inflows on house prices. We find that capital inflow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house prices. The study make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 prices and foreign remittances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economic factors. China is a large economy. Because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not been consistent across the country, we addres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house price changes to capital inflows. Using regional data, we show that capital inflows have an asymmetric effect on the housing market across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Th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policies in China that aim to provide fair access to residential housing for everyone. These findings are also relevant to investors in the housing market, whether investing for a personal residential home or as part of their diversified investment portfolio. It will also be informative to see how a reversal of capital inflows associated with tighter financing conditions in advanced countries will affect house prices in China.     

中原城市群建设的国际视角

国外三个著名的都市圈都是各自国家内的经济社会极化地区,经济总量最大,单位面积产出多,产业、人口和从业人员高度集聚,中心城市能力强。与之相比,中原城市群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发展的潜力巨大。今后建设的对策是:强化郑州中心城市的功能,集聚人口和产业到中原城市群,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技术水平,促进地区间的积极竞争,把“流”变成“留”。     

技术引进与外资利用：促进科技产业发展的战略与政策

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外资利用及国内外经济技术竞争的分析．作出基本的判断，在对国内外结构性调整及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进行讨论后，从宏观发展视角．对我国利用外资中引进技术存在的体制、政策等作出分析；最后，根据跨国企业直接投资将成为未来我国外资主要构成的预期．提出着眼于长远发展利益的我国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的战略与政策。     

中国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研究

本文选取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人均出口总额、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出口依存度、资本依存度等6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35个中心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根据综合评价值的大小,将城市划分为4种类型:外向型经济发达城市、外向型经济较发达城市、外向型经济不发达城市、外向型经济最不发达城市。从地域差异来看,中国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很不均衡,东部中心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大高于中部和西部中心城市。     

国有企业改革对利用外资的影响分析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 必然对利用外资产生诸 多影响。促进 的作用是： 外 商投资的需求增强； 外商投资的领域扩大； 投 资范围拓宽； 投资方式更为多样化； 投资环 境更为改善。带来的挑战是： 外商投资面临新的 竞争； 国内 经济环境有限制投资的因 素； 资本市场 发育滞后阻碍外商投资多样化； 国内竞争力提高对外商投资收益带来影响。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对秦皇岛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是现代区位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对秦皇岛市 1 3 5个外商投资企业来华投资的动机及其在秦皇岛市投资所考虑的区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因子分析 ,外商在华投资动机可以归纳为生产投入与市场动机、生产服务动机、文化联系和感情动机、利用优惠政策和降低投资风险动机、竞争动机以及出口动机 ,而影响外商在秦皇岛市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可归纳为城市经济文化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生产投入供应因素、市场因素以及投入成本因素。同时 ,本文还采用方差分析和T检验 ,验证了各外商投资动机和区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是否因外资企业开业时间、投资规模、投资来源、投资产业、企业经济类型以及是否出口而存在差异。     

技术进步对外资进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飞速变革,科学技术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愈加明显.通过对中国各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探讨中国不断提高的技术水平对外资进入的作用方向.研究结果发现:技术水平对外资进入具备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技术水平越高其对外资进入的抑制作用越强,两者具备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随着中国先进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外资的依赖程度将不断降低.研究结论对提升中国外资进入质量及完善外资引进政策有一定帮助.     

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开放度对外资引进的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力度的增大,我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的流入国,但大量外资在进入我国后,如何提高外资的质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基于2000-2018年的省域面板数据,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建立回归模型的方法,对国内的贸易开放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外资流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 发现,贸易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力度具有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二者的协同作用有助于外资的引进.通过对上述三者间作用机制的探讨,发现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依赖于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及贸易开放度.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作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改革创新机制,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对其是否会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尤其是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研究不足。基于此,本文采用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沪股通标的企业的创新水平显著上升。(2)经理人职业忧虑在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既发挥了中介作用,又具有调节效应。表明缓解经理人职业忧虑,抑制经理人短视行为是沪港通交易制度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3)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到上市公司信息环境的调节影响,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上市公司信息环境较差时更加强烈。本研究为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并揭示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对于深刻理解沪港通交易制度,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时期我国外资政策的双面性分析及取向

已有的外资战略和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一直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鉴于现有的引资理论基础已发生改变，且引资政策中也存在许多负面效应。因此本文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外资政策的双面性，强调了当前调整外资战略政策的迫切性，并提出我国引资战略的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