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证券市场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分为引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证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国家或政府主导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本文使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进行了考察,并对其现状、影响进行综合评述,最后结合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现状和趋势,提出证券市场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制度变迁与国有企业MBO

文章从制度变迁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的MBO(管理层收购)现象,指出一般经济活动中的MBO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而目前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MBO属于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涉及政治和经济两个市场,因此国有企业MBO的"自由交易"性质超越了一般单纯经济交易的"契约自由"内涵,表现出政治契约的强制特色。目前的政治效率水平不能保证国有企业通过MBO获得最大的制度变迁租金。     

诺思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诺思认为,制度应当是“被人设计制定的”,把制度看成一种社会规则,即是人们较为普遍使用的关系制度的规定。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经历了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转变为演化经济学“共享心智模型”的过程。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揭示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     

制度变迁与国家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考察

本文主要是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与国家关系理论的一个回顾、整理、概括。本文的基本思想是:国家(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具有二重性,既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绩效的保证,又往往是制度低效的根源。在这一逻辑下,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制度变迁的两种形式以及国家在这两种形式中的不同作用,最后,提出制度变迁与国家关系理论对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西方制度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制度的解释的基础上，探讨了制度变迁的客观必然性，并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强调了制度变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重要性，指出制度变迁必须处理好借鉴与创新、渐进与激进的关系，制度变迁方式的选择应实现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再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变。     

制度变迁理论:评述与启示

制度变迁理论不仅重视了制度因素在历史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经济史研究以及制度经济学提升到主流经济学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素养和借鉴意义。本文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评述,并分析了对当前中国改革实践的借鉴作用。     

制度变迁对河南省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通过采取适当方式将制度变迁量化 ,并利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在河南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经济体制变革对河南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 ,是促进河南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并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     

金融发展的“中国模式”探析——基于“中国之谜”与制度变迁的视角

基于"中国之谜"和制度变迁的视角我们发现金融发展的"中国模式"有如下基本内涵:(1)政府主导的强制性、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2)"渐进式"的增量改革;(3)政府主导市场化改革的"次大国模式"。中国金融发展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及高度统一的金融体制起主导作用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我国金融发展模式的特殊路径与顺序选择。理解金融发展"中国模式"的关键是剖析政府因素和其他市场因素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博弈与耦合。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的路径分析——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变迁具有强制性和渐进性的特征,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是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利益各方博弈的结果。国企高管薪酬制度仍需改革,其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要坚持走以国家为主导的渐进性道路;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建设,注意路径依赖的问题;效率与公平要相互协调。     

中国银行改革的三种推动力量

本文提出了银行改革的三种推动力量假说.我国银行改革的实质是中央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决定了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在地方政府和民间部门的共同作用下,中央政府控制金融的成本上升导致了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市场准入.件随着经济转型,三种推动力量的此消彼长将最终推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下的银行体系的出现.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一个方法论解释

知识来源于实践决定了科学的经验主义特征;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则遵循了个体的实践知识向大众知识过渡并最终成为一种正式社会制度安排的演进理性主义路径。基于经验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的制度变迁模式则在逻辑以及实践两个方面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个体认知、权威决策与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一个动态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及检验

超越"强制性-诱致性变迁"二分法,构建动态制度变迁模型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和难题。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以个体和权威为主体,包含制度变迁成本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并以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历程中的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权威决策是正式规则的主要来源,个体共同认知则是非正式约束的主要来源,二者共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制度变迁成本是重要的激励约束因素,制度变迁的速度则取决于制度变迁成本与个体认知、权威决策三者的一致性程度,一个高效、有序的制度变迁过程应尽量避免三者的背离和冲突。因此,政府主导进行的农地制度改革应特别关注农民认知,尊重农民意愿;对具有高变迁成本的制度变迁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适时建立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并在改革的速度与质量之间做好权衡,以减少改革阻力,提高改革效率。     

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演进回顾及思考

经济体制改革旨在用一种效益更高的市场经济体制替代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变迁过程。实践证明,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是在政府部门主导下的一个渐进过程,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在路径选择上,强调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但更注重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在经营形式和市场发展上,强调农产品流通的多种经营形式和市场制度安排。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探索

中国农村60年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转制成本,保证了整个工业发展的大局,但却带来农用资金外溢、金融机构缺失、金融环境抑制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解决当前农村金融制度转化问题,建议通过强制性变迁与诱导性变迁相结合的转制方式,实现政府主导向金融功能主导的转化,探索建立新型的中国农村金融制度。这对于深化金融制度的协调性、金融组织的创新性、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权力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

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制度决定论和增长决定论.由这两种观点可以导出转型国家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宪政优先或者增长优先.本文指出,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通过改变社会权力结构来共同实现制度结构的提升和社会的长期发展,它们是互动的,而不是对立的.中国当代的转轨之路应该立足于渐进式增长中的社会权力结构调整.自由市场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都具有权力再分配的功能,对于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起着重要的作用,应该成为中国渐进式改革中制度建设的首要选择.     

经济制度引进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表现为一种制度变迁,即旧的制度安排（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新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中,从外国引进某些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正是制度引进引发和推动了制度变迁。本文从分析制度引进的成因、机理和“非路径依赖”环境入手,阐释引进制度的本土化和制度创新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入世,论述制度引进与包括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内的综合性制度变迁的关系。     

新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形成的经济学解释

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由国家主导的非连续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一制度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马列主义通过合作化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毛泽东本人对农业合作化的坚定支持,获取制度外收益的利益驱动以及农民的合作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农业产业结构供给侧改革的诱致性与强制性变迁——以铁岭市昌图县为例

在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家强调从供给侧进行综合性的经济改革背景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为新一轮经济改革的重点之一.这种调整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变迁,在实施过程中有着诱致性与强制性两种模式,具备各自的特点.本文在梳理制度变迁的理论发展过程后,提出了在农业领域中诱致性与强制性变迁协同的分析框架,并用来分析国家玉米临储政策调整后,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案例,从中归纳得出四点结论.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农村发展——兼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比强制性制度变迁能获得更大收入流,同时付出更少变迁成本,是一种高效率的制度变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三次大规模制度变迁表明,凡是有广泛制度需求基础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都能取得好的绩效;而没有需求基础的强制性变迁则成本高昂并最终失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场新的大规模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有广泛的制度需求基础,在实施过程中要顺势而为,防止落入高成本、低收益的强制性变迁陷阱。     

国家发展战略视阀下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是属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类型,也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对中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分析需要侧重于供给方面的因素,重视制度环境这一外生变量。然而在我们国家,决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际路径并不只是局限于制度环境所包含的相关众多因素本身,而且还包括其不断变化的具体内涵,国家的发展战略作为一种载体,相当程度上是这些变化具体内涵的综合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