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开发重点县政策的减贫效应评估——基于拟自然实验方法的分析

为了有效校正选择偏差问题,该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造反事实,利用2005-2013年湖北县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在拟自然实验环境下识别出重点县认定标准和重点县政策对贫困减缓的处理效应。研究表明,扶贫开发重点县政策的减贫成效未如预期显著,一般描述性统计分析会高估政策实施的效应;进一步的机理检验表明,这主要归因于重点县这一战略安排未能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对缓解地区分化作用也不明显,甚至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合理竞争。建议完善扶贫开发政策体系,细化扶贫瞄准单元,以扩大精准扶贫时期扶贫政策的减贫成效。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基于S省三县贫困户建档立卡微观追踪数据

本文基于西部S省G市三县贫困户建档立卡微观追踪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渐进DID方法，系统评估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并基于配套精准扶贫项目和帮扶人制度的双重视角，对促进搬迁政策效果的精准扶贫项目渠道作用和帮扶人制度保障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发生率，并提升了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表现出显著的脱贫效应和增收效应。三县的本土化集中安置特色模式，比分散安置表现出更好的政策效果。搬迁政策除了直接效应外，还通过配套精准扶贫项目发挥作用，主要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公益岗位项目等渠道发挥作用，但短期内教育扶贫、金融扶贫项目的渠道作用不显著。帮扶人长期帮扶是搬迁政策起效的制度支撑，搬迁政策效果仅在长期帮扶样本中显著。     

新时期黑龙江农村反贫困问题的思考

消除贫困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新时期黑龙江部分农村贫困呈现出自身的特点，而客观条件、思想观念、人口素质、政策偏差等因素是造成其贫困的主要原因。新时期龙江扶贫工作的开展，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增强农民自身增收脱贫的能力；加大政府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机会；结合当地实际．发挥地区优势；在思路和方式上加以创新．走一条具有龙江特色的扶贫开发之路。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了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作为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载体,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驱动力。借助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18年中国816个县的面板数据和多期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作用机理和制约因素。研究发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会导致当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提高3.04%,尤其在乡村旅游资源禀赋越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政策的增收效应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增收效应越来越强;此外,作用机理检验表明,提高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和增加农业技术采用是示范县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中介机制。     

新时期承德坝上及接坝地区贫困问题的调查

21世纪初,承德有6个国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个省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024个贫困村,贫困人口104.4万,占农业人口的36.3%。自实施《承德市农村扶贫规划（2001—2010年）》以来,承德的扶贫开发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截至2008年底,全市已有715个贫闲村实现了整村推进规划目标,7个扶贫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1408．8元增长到2008年的3370元,有40．92万人实现了稳定脱贫。     

“一村一品”示范政策促进了农民增收吗?——基于多时点DID的实证检验

“一村一品”示范政策已成为地方政府推进产业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一村一品”能有效带动所在村镇农民收入增长,但是否对周边农民增收具有溢出效应尚未明确。本文基于2009-2020年广东省县级面板数据,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认定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模型评估“一村一品”政策对县域农民的增收效应。研究发现：总体来看,“一村一品”认定对县域农民增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但对农业大县和非农业大县农民收入具有异质性影响,对农业大县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增收效应存在一定长期性,对非农业大县农民收入没有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一村一品”认定能显著促进县域农业发展,但未能有效带动农民增收;从农业大县样本看,“一村一品”能通过推进县域农业产业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促进农民增收。建议认真总结“一村一品”示范政策带动周边农户增收的一般规律和典型案例,不断扩大政策影响范围,积极探索该政策通过农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多维路径。     

中国县域农贷能促进农民公平增收吗?

如果农贷资源仅由市场进行配置,虽然存在明显的信用约束,但此时的农户信贷配置可促进农民收入更有效率地增长,同时也会引起农民收入不平等加剧。因此,政府希望在不损害农户信贷效率的同时又能促进农民公平增收,这就需要在尊重农贷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对农户信贷进行调控。基于中国2037个县的截面数据,本文对县域农贷的增收效果进行了区域分层差异检验,研究发现:县域农户信贷对农民的增收效应不仅在农民内部而且在地区之间均有明显的差异,其中,西部地区的农户信贷对中低收入农民的增收效果显著,中部地区的农户信贷只对最高收入农民的增收效果显著,东部地区农户信贷对各收入层次农民的增收效果均不显著。因此,要促进农民公平增收,有必要采取差异化的农户信贷调节政策。     

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

新型城镇化所带来的农地制度、户籍制度和支农政策的调整为农民增收带来了机遇。机理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有效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而制度调整的"增收效应"表现在:第一,由农地使用权期限的延长所带来的"收益保障效应"和"成本分摊效应"促进了农民增收,但该效应的发挥应以土地流转机制的完善为前提;第二,城乡分割的长期存在使得户籍放松政策难以发挥"增收效应",后续政策应进一步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第三,财政金融支农政策通过对经营环境改善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促进了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第四,相较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而言,城镇化促进农民增收的"南北地区差异"更为明显,且南方农村具有较强的"增收效应"。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植决策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安徽省17个地市42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粮食补贴政策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粮食补贴政策对激励农户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粮食补贴政策在动态趋势上表现出显著的＂土地投入＂激励效应。     

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户增收效应的科学评估

在后扶贫时代到来之际,有必要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的增收效应,探讨增收机制,从而为后续的防返贫工作提供指导.利用2018年实地调查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建档立卡政策的确能够有效提高贫困户的家庭收入.无论是建档立卡政策还是贫困村政策,其最终的落脚点均在于开发式扶贫.在增强贫困户内生动力上,产业扶贫、金融扶贫以及就业扶贫均产生了正向作用,首先为产业扶贫,其次为金融扶贫,最后为就业扶贫.自2020年后,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要有效融合产业扶贫、金融扶贫与就业扶贫,努力保证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培育起来的扶贫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农村贫困与县域环境的灰色关联分析

农村贫困地区的生产格局仍然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对农业收入产生重要影响的环境因素仍不容忽视。对于连片贫困地区,农村贫困环境因素具有共性特征,以县域环境为研究对象,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扶贫政策。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云南省扶贫开发重点县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找出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环境因素的重要度并以此提出相应缓解农村贫困的政策和建议。     

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相对贫困治理视角

为了厘清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支出工具治理相对贫困的积极作用,本文首先运用PSM方法验证了政府转移性支出扶贫效应和投资性支出的增收效应;其次,构建包含两类家庭的异质性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揭示财政支出政策治理非李嘉图家庭相对贫困的经济机理;最后,构造"相对贫困指数"以评估财政支出工具治理相对贫困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积极的政府转移性(扶贫)支出政策具有迅速治理相对贫困的功效,但是对非李嘉图家庭工资收入存在"挤出"效应;虽然积极的政府投资性支出政策挤出私人投资,但能有效提升非李嘉图家庭就业和劳动收入,具有良好的相对贫困治理效应;积极的政府消费性支出政策会刺激短期需求、促进就业、拉动总产出增长,从而增加非李嘉图家庭收入、减少相对贫困,但是,长期而言会挤出居民消费,并且政策效应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不及投资性支出.因此,"精准导向"的积极财政支出政策能够提升相对贫困的治理效果.     

中国农业政策实施效果实证研究

农民增收是当前中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就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财政支农政策对于农民增收政策目标的实现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植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粮食补贴政策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本文通过构建嵌入补贴政策的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理论模型,考察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的影响,并利用安徽省17个地市421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粮食补贴政策对激励农户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粮食补贴政策在动态趋势上表现出显著的"土地投入"激励效应。     

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路径选择——基于广西天等县的实证分析

实践证明,减贫取得实效的关键在于增强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扶贫开发政策策略创新需要在新的减贫实践中进行优化设计。本文结合广西天等县农民创业的减贫实践,从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模式创新、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执行中的农民创业环境优化、农民创业与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体系构建等方面,探索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双向良性互动创业扶贫模式,为新时期的国家贫困治理体系优化和扶贫模式创新提供参考。     

农民增收相关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

国家关于三农问题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对于农民增收、农村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如何,是否真正起到了农民增收减负的作用,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点。通过对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应建立完善、和谐的政策执行机制,以此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达到提高农民增收的目的。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在借鉴C-D生产函数双对数经验模式的基础上,从区域层面构建了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模型,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在区域之间存在空间依赖性和外溢效应,乡村旅游发展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影响农民增收。要实现乡村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其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需要加强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组织领导和政策支持。     

精准扶贫政策的隐性价值评估——基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溢出效应视角

作为人类一次大规模的准自然实验,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其政策效应和历史经验需要深入总结。跳出仅聚焦精准扶贫政策效应“显性价值”的传统视角,从更广阔的视域来审视其可能带来的“隐性价值”,评估其“看不见的效应”。基于对脱贫县非贫困户外出流动人口这一非政策群体可能是外溢对象的观察,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其收入的外溢效应。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对外流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收入溢出效应。群体异质性研究发现,这种外溢存在“马太效应”,高收入流动人口的溢出效应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流入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获得的外溢效应最小;流出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老家处于村庄或乡镇的人口具有显著的收入溢出效应,而县城及以上区域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外溢效应可以通过同群影响、东西部地区协作、公共服务完善等渠道产生作用。因此,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应继续优化传承精神扶贫、区域协作、基础设施建设等农村贫困治理方略。     

基于能动性视角的农民增收政策执行有效性分析

农民增收政策的有效执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政策作用的对象——农民的能动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通过对农民群体能动性的系统分析，提出有效增强农民政策执行的能动性的主要措施：切实加大农民增收政策的宣传力度、社会利用已取得的政策效果强化农民群体能动性、不断提高农民理解政策的能力，增强农民利用政策的意识、及时发布政策执行效果的信息.     

对南阳市信贷扶贫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十几年来 ,农业银行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 ,大力开展信贷扶贫工作 ,对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 ,此项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 ,有些问题甚至比较严重。对此 ,笔者会同有关县行对 1 999年底以前发放的扶贫专项贷款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调研 ,对做好信贷扶贫工作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 ,以期对今后的信贷扶贫工作有所裨益。一、基本情况南阳市位于豫西南 ,面积 2 .66万平方公里 ,辖 1 0县 1市 3区 ,其中国定贫困县 3个 ,另有 1 1 8个贫困村分布在 6个非贫困县 2 1个乡。全市 1 0 2 7万人 ,现有贫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