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状况是分析其就业质量的关键视角。文章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社会融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超大城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次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作用最小,说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发挥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要着力提升大城市、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水平,以及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质量,为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良好的社会融入环境。     

浅谈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内部结构产生了明显的代际分化,一群“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规模不断壮大,逐渐成长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在国民社会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对这一群体认识的不断深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也愈来愈多,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本文首先总结了城镇化的理论研究,然后重点介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以期新生代农民工能更好的融入城市,融入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的工资效应

本文基于2014年海口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马氏距离匹配以及偏差校正方法,估计在职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职培训比未参加在职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高496.91元,使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提高21.5％;在职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贡献高于教育回报率,但在职培训与教育水平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呈现负向效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不高,教育程度、跨区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经验的影响呈现"U"型,性别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层面分析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着重剖析了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并从制度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相关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2年河南省问卷调查数据,笔者借助欧洲基金会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上不高;Porbit和Ordered Probit模型计量结果表明,职业类型、工会、工资水平、工作强度、加班情况、培训状况等是影响就业质量不高的主要因素。建立通畅的信息传递机制、深入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关系和谐度等有助于他们尽早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和社会融合。     

地位消费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保护的影响机理

以往研究都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非常执着于购买能够代表城市身份地位的商品,但缺乏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缘分析.本文构建了能够解释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独特性的研究模型,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自我概念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将自己定位于城市人;社会认同威胁对地位消费也有显著影响,这一变量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被动性的缘由;物质主义倾向对地位消费的影响最小.通过地位消费,新生代农民工塑造出了与城市同龄人无明显差异的形象,这提升了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满足了他们自尊的需要,增加了他们的成就感.地位消费在本质上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最简单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影响其城市融入吗?——以邻里效应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考察

本文构建居住选择与城市融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辽宁省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logit、PSM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对其城市融入存在直接影响,与市民居住融合或与市民为邻显著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中小城市农民工邻里效应要强于大城市,老一代农民工邻里效应大于新生代农民工;居住选择通过邻里互动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城市融入,邻里互动程度越高,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概率越高。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改善农民工城市住房环境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居住融合,通过居住融合加强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联系与互动,进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     

农民工劳动权益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作为当前劳动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在劳动权益保护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本文以南京市为例,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工资水平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两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并探究其影响因素。logistic计量结果显示,拥有高技能水平、就职于外资企业、加入工会的农民工更有可能签订劳动合同,而每周工作时间对劳动合同的签订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此外,男性、工会成员对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状况调查分析——以杭州市为例

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培训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促进其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在杭州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参与现状、未来参与培训需求,以及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影响等展开描述,对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提出相关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与公民权政治的兴起

本文通过在上海的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究竟有何不同?他们会对中国政治带来什么影响?要回答上述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生产关系和劳动过程,必须超越“生产政治”的视野,进一步关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私密空间与生活质量,居住空间从生产场所向社区转移;权利意识更加清晰,更接近公民人格;融入城市的愿望较为强烈,汇款占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就地消费比重提高,具有更强的移民倾向.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是身份与阶级的双重不平等,公民权则是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的交汇点.“公民权政治”是对“生产政治”的理论补充.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社区工作的介入

农民工为城市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更为执着,更加渴望成为城市中的一分子.然而,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种种的困境与障碍.本文在场域理论的视角下探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困境的原因,并对此进行社区工作的介入.     

就业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立足与发展的基础,城市融入则是其实现个体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关键。该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与测量,以上海847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为依据,应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就业能力因素对于这一群体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能力整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融入和市民意愿融入影响显著,就业能力微观因素对于身份和社会地位融入影响显著,宏观维度因素显著影响身份融入。此外,居住时间显著影响城市感情和市民意愿融入,性别影响身份融入,年龄因素影响社会地位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初探:一个分析的框架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业能力状况影响其自身职业向上流动和城市融入,也关系着中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劳动要素的竞争力。本文在述评西方就业能力研究文献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与研究对象的特性,提出基于微观个体、中观环境及宏观需求与政策因素三者互动的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因素整合分析,之后得出初步结论,提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相关建议。     

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以杭州新生代农民工调查为例

社会支持是调节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缓冲因素.本文以《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CL-90量表》为工具,以在杭州的255名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现状进行了调查,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社会支持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保持良好的状态.     

关于建立增强新生代农民城市适应性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性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发挥经济社会价值的重要前提.建立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社会支持系统,需要从社会、政府、民间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建立起一套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融入城市的政策和管理体制,帮助其更好地解决城市适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构成及作用分析——以杭州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从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社会网络成员的联系频率、联系目的、情感亲密度、熟识程度、互惠程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构成,并进一步探讨了社会网络对其求职、城市融入的作用。     

乡俗惯性与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经验研究

乡俗惯性的延续往往被认为是农民工适应城市文化与融入城市社会的不利因素,但其对农民工城市生活体验的影响究竟如何,尚未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文章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了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纠正了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善意倾向等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印证了农民工乡土本色的积极作用.(2)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乡俗惯性的保留能够使农民工更积极地加入务工地的老乡会,借助于这种跨地域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的资源支持和风险分担功能,可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3)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效应可能会因城市居民的积极接纳态度而变得更为强烈,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上述结论说明,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塑造农民工的传统文化自信,提高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规范化发展以乡土文化为依托的农民工城市初级社会网络组织,能够帮助这一群体在记住乡愁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最低工资会打击农民工就业吗

本文对最低工资不利于农民工就业的各种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劳动力保护政策,以维护社会公平.通过制定最低工资,吸引农民工加入工会,壮大农民工在经济利益上合法抗争和博弈的能力,同时建立和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阻止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的无限制发散.本文提出了农民工实行最低工资的可行性,并对最低工资法的实施效果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测算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考虑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庞大的资金需求,应该优先将市民化意愿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项计算,得出:沿海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为21万元;内陆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为16万元.加快户籍、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资金来源、城市融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指导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向的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作为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的方式之一,指导关系因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需要和社会心理需要得到企业越来越多的重视。文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对指导关系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向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指导关系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2指导关系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向显著负相关;3工作满意度对指导关系与离职意向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应积极开展并完善指导关系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