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居民乡村旅游意愿实证研究

乡村振兴作为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现代化。而乡村旅游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有助于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价值,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通过对山西省3市736个有效样本的实证调查,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居民乡村旅游意愿,重点分析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居民在乡村旅游意愿上的差异性。结果显示：人口统计特征和居民乡村旅游意愿存在变量关系,突出表现在不同地域、家庭结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的居民对乡村旅游意愿的差异上。研究结果对乡村振兴背景下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与规划、乡村旅游产品设计和乡村旅游市场营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格特征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

运用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数据,就"大五"人格特征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为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开放性、严谨性和外向性等积极人格特征对信贷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顺同性和神经质等消极人格特征对农户信贷行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因开放性人格特征对农户信贷行为的边际贡献更明显,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就开放性人格特征对信贷行为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发现高开放性农户的信贷需求更强,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更大、额度更高。同时,以"是否使用移动互联支付工具"作为开放性人格特征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一致结论。     

乡村旅游地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机理——以关中地区为例

选择陕西省关中地区的袁家村、上王村与茯茶小镇作为实证研究区域，基于旅游发展、乡村重构和乡村振兴3个潜变量，构建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结构关系模型。通过问卷收集数据，运用SPSS、Amos软件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乡村旅游地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旅游发展对乡村重构有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0.868），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有直接的正向影响（0.049），但其影响非常微弱，最主要的影响来自间接效应（0.748）。(2)旅游发展的二维影响中，旅游发展对乡村重构的影响以经济重构和社会重构为主，以空间重构为辅，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为主，以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为辅。(3)乡村重构对乡村振兴产生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最主要的直接因素，在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4)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作用机理符合DPSIR模型，通过乡村重构直接驱动和旅游发展间接驱动的“双轮驱动”，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组织”及正确的政府规划决策和宏观调控下的利益相关者协作的“他组织”的共同作用，旅游发展推动乡村旅游地沿着正确轨道全面重构和深度...     

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困境与路径分析

探究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相关概念和背景，从农村网民总体规模持续增长、产业融合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宏观经济政策助推数字乡村发展三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现状，指出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字经济人才稀缺和数字治理水平滞后等现实困境，提出可供参考的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夯实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着力培养数字经济人才，完善政府治理数字化，推动数字乡村实现高质量发展。     

“宜居宜业”指明乡村振兴与现代化的根本走向

以宜居为特征的高品质生活功能是现代化乡村的基本功能。顺应新时代对乡村生态宜居的需求和乡村生活主体多元化的走势，从规制层面解决好流向乡村的非原住人口与原住农村居民之间在乡村生活中的关系，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促进乡村人才人力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课题。乡村产业应以宜于在地就业为出发点，以宜居带动宜业、宜业拓展宜居，引导城镇化走向城乡居民人口双增、居业共同繁荣。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教育振兴路径探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乡村教育既是乡村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乡村发展的重要特征。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乡村振兴的投入,并着重提出了要大力振兴乡村教育事业。如今,我国乡村在义务教育、改变教学模式及改善教学环境等方面有了较大起色。但是,目前乡村教育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办学条件有限、师资队伍薄弱以及不够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等。文章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     

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分析

以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以期厘清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农民工返乡创业总体上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能够为乡村振兴增加新的动能。(2)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能够改变乡村原有产业结构和传统发展模式，为乡村生态宜居提供资金支持，有效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从而实现乡村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富裕的目标。(3)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效应，东北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由于规模较小而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不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优化返乡创业外部环境、健全帮扶政策、强化专业技能培训、因地制宜地制定返乡创业政策等建议。     

趋缓背景下浙江农村居民收入高增长原因分析

在当前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浙江家村居民的收入却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本文通过对浙江和全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结构的比较，分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信息等要素来剖析浙江农村居民收入在高基数上高增长的原因．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收效应研究——以广西40个县为例

农村普惠金融对改善农村地区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重要作用.本文首先构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并以广西40个县为例,对其在2013—2017年的普惠金融发展进行测度及聚类分析.在聚类结果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差异,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增收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但对收入层次较低的农村居民而言,普惠金融发展不利于收入的提高.鉴于此,本文建议进一步优化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环境,推动不同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协同发展,切实增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     

教育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影响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和收入分布的考察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影响着收入分配,但教育对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效应并不相同。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教育回报率,以分析教育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并通过考察教育扩张引起的收入分布位置和形态的变化来分析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城乡、单位所有制类型以及职业类型对各分位点上的教育回报率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提高使收入分布位置右移、离散程度增加,教育扩张加剧收入不平等;而右偏程度减小又减弱收入不平等程度;总体上说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作用被削弱了。     

文化产业数字化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构建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协同效应,且呈现高度协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文化产业数字化驱动乡村振兴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文化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文化资本是间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机制,但现阶段科技创新对乡村振兴存在遮掩效应,且人力资本不存在中介作用。从全国区域上看,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表现为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区域来说,文化产业数字化在东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呈现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在西部地区显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路径与影响因素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数字乡村既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统筹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工作,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引入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及国家治理理论分析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路径,结合文献检索和专家评判等方法识别影响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诸多因素,运用改进的解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因素间层次关系和关联机制,构建因素层次递阶结构。研究认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路径是:以农村居民为主体,激发农村居民创造性;应提高农村生产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以及强化多主体协同、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上层建筑;通过对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初始因素的识别与因素集的模型构建分析,可以发现:数字素养是影响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因素,数据共享和资本投入为直接因素;治理体系、乡村文化、数字基础设施和主体关联等9类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成为驱动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间接因素。     

产才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江苏实践

乡村振兴是对资源要素的再组合和再提升过程，只有提升人才资源和产业资源的匹配度、融合度，才有可能实现高质量的乡村振兴，人才数量和质量均是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要素，而人才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可持续发展二者密不可分。当前，乡村产业人才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乡村产业人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亟须关注。乡村振兴需要产才深度融合，以产聚才，壮大产业人才队伍，以才促产，发展乡村产业经济，产才融合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不同来源收入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采用1995—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对其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三大地区农村居民的各种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最后提出,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应针对各地区不同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制定能体现出区域差异性的农村居民消费政策。     

依托商业保险助推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而商业保险具有分摊损失、补偿损失的功能。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运用商业保险来改善农村居民无保险、或者保险并未完全覆盖,保险品种较少,保障水平低等问题,从而在促进农民增收、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保险的重要作用,并进而达到保险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人才振兴困境及其路径研究——基于甘肃省的调查研究

乡村要振兴,人才必先行.乡村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十三五"时期甘肃省对乡村人才发展做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然而甘肃省乡村人才振兴还存在诸多问题,乡村人才流失严重,乡村人才素质偏低,部分村干部发挥作用不充分等,极大地阻碍了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开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积极留住乡村本土人才,优化乡...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难点及对策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需要进一步提升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统筹性和针对性,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向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方向全面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助力.遵循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现阶段乡村振兴发展要求,需要重点关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面对土地规模化经营推进速度缓慢、人才要素短缺、发展农业科技的资本要素不足、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等问题,应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人才聚集机制和金融投入机制,促进生产和生活方式优化,强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

文章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城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其次是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2)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乡村发展要坚持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推动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3)城镇化对乡村宜居水平、文明程度、治理成效和生活富裕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经济促进效应、文化传承效应、组织治理效应、宜居水平和生活改善效应。(4)城镇化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影响不同。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城镇化对乡村的促进效应主要由经济城镇化即产业的非农化实现，而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不显著。平原地区的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于乡村振兴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乡村贫困多尺度研究理论框架及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文章针对乡村贫困的概念内涵、测度体系、影响因素及乡村振兴发展路径，从县域—村域—农户三个尺度进行分析，旨在为“后脱贫时代”乡村贫困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提供思路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贫困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概念，具有多维性与多尺度性，可以从外部扰动、内部结构、构成维度、层级尺度与贫困主体等方面作进一步阐述。(2)测度体系作为乡村贫困研究的工具与基础，可分为尺度确定与测度流程两个部分，在具体实例研究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同空间尺度进行多种类型数据与方法融合的组合式研究。(3)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乡村贫困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各因素的作用机制与表现形式随空间尺度与贫困主体发生转变，可以通过地理资本与生计资本两个方面反映各因素对县域、村域、农户的作用大小、方向与程度。(4)在分析乡村贫困的概念内涵、测度体系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多尺度乡村贫困视角探讨脱贫地区乡村振兴路径，具体包括重视乡村发展，加大乡村振兴的推动力；立足村域特色，挖掘乡村振兴的内生力；保障个体发展，激发乡村振兴的源动力。     

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区县面板数据和19个城市群数据，研究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主要通过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影响乡村振兴，集聚效应对乡村振兴具有抑制作用，扩散效应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2)实证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19个城市群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总体上表现为抑制作用，但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其中，成熟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发展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抑制作用，培育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不显著。(3)进一步分析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5个子系统的影响发现，成熟型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通过提高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指数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型城市群通过抑制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指数制约了乡村振兴，培育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指数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指数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上述发现，现阶段中国城市群多中心化空间布局应综合考虑城市群发展阶段，实施差别化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