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与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演化及互动关系

搜集了2000—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9个城市的相关数据,探索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变化及其互动关系,结果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旅游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增长速度,且旅游增长速度区域差异大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区域差异。(2)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发展的不平衡性大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旅游和经济的基尼系数及重心在不同区域的变化趋势不同,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两者的变化方向也不同,既有同向变化,也有反向变化。(3)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对旅游发展的平衡性无显著影响,而旅游发展的平衡性会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的旅游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呈负相关关系。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特征及空间效应分析

采用城市相对专业化指数、城市间相对专业化指数、行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和集聚指数等4个指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2003—2014年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工水平和集聚程度进行测算,然后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对其空间效应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程度总体较低,南昌、武汉和长沙这3个区域中心城市在该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每个城市一般都有1~3个生产性服务行业的相对专业化程度较高;城市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对专业化指数较低,彼此间专业化分工特征不明显,产业同构现象比较普遍。(2)长江中游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明显的核心—外围格局,且该格局导致的空间效应主要表现为虹吸效应。(3)长江中游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的虹吸效应在250 km范围内最明显,超出此范围后虹吸效应迅速大幅度减弱。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研究

运用引力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展开了实证研究。通过对城市综合实力及城市间交通距离得分进行计算,最终得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值,在此基础上,从城市群综合实力及空间相互作用倾向度两个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及机理展开了分析研究。综合分析得出: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水平较低,城市与城市群的空间相互作用水平差异显著;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网络形态主要呈放射状,武汉、长沙在区域中的中心性作用明显;武汉都市圈与环长株潭城市群发育较为成熟,环鄱阳湖城市群发育水平较低;三个二级城市群之间武汉都市圈与环长株潭城市群相互作用水平最高,沿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形成了一条较高水平的空间相互作用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公路交通网络中心性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公路班次数据构建交通流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从县域城镇整体网络、城镇中心性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交通网络中心性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公路班次网络密度较高,公路网络初步发育成型,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子城市群是整体网络的中介,武汉都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整体联系相对松散;②核心城市对周边城镇具有一定的"遮蔽效应"和"虹吸效应",地级城市网络中心性普遍较强,小城镇在网络中发育较迟缓,凝聚子群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整体上形成了"四片区,七子群"的特征;③地理探测器显示经济、人口规模、城市行政等级、产业结构、资金投入、市场活力以及支付水平对交通流网络下的城镇中心性影响显著,但居民支付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因此,提升核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优化城市群区域分工、培育副中心和枢纽城市、促进区域组团发展有利于城市群区域联动发展。     

空间经济联系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研究

城市群协同发展是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下,为把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第四极,以城市群差异为基础的城市群间协同发展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本文从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出发,就长江中游城市群与长江经济带发展引擎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进行分析;从内生条件出发,通过介入机会和介入能力模型就两者间产业同质化程度进行对比.综合内外两个维度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环鄱阳湖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最强,环长株潭城市群对长三角城市群介入机会最好,而武汉城市圈对长三角城市群介入能力最佳.在区域整合和协同机制下,整合外在和内生条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各自特点和当前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各城市群对外经济合作新模式及协调发展新路径.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及其内部城市间连通性

基于我国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有代表性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2013—2018年的GDP、人口、建成区面积、城市行政等级等数据，运用修正的四维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城市流强度等方法，对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三大城市群内部及之间的连通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2013—2018年三大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程度都呈上升趋势，城市群内部的连通性趋于均衡化与网络化。其中，上海、武汉、成都等分别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强经济联系城市。同时，由于区位优势等原因，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度等指标数值比中西部城市群高，表明其综合对外服务能力与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强。而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之间的连通性较弱，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阻碍国内大循环的通畅运行。     

交通运输成本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空间关联机制

结合引力模型、交通运输成本模型、网络中心度模型、块模型和QAP模型,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空间关联及其驱动因素得出:①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强度均高于环鄱阳湖城市群,且武汉城市圈与环长株潭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较为突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以武汉市和长沙市为中心形成了两个明显的城际经济联系密集区。②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大城市群的综合运输成本存在差异。环长株潭城市群内部交通一体化程度最高,环鄱阳湖城市群最低。长沙市至武汉城市圈、武汉市至环长株潭城市群的交通运输成本明显低于长沙市、武汉市至环鄱阳湖城市群城市的交通运输成本。③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对外辐射能力整体较强,而整体的吸引能力相对偏弱,即三大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较弱,而其内部的城际经济联系则较强。环长株潭城市群对外辐射、吸引和中介能力整体最强,环鄱阳湖城市群相对最弱。④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关联网络可以划分为主溢出板块、净受益板块、经纪人板块、主受益板块四个功能板块。主溢出板块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关联网络的发动机,净受益板块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经纪人板块是主溢出板块和主受益板块之间联系的桥梁。⑤在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城市之间地理位置相邻、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相近、产业结构相近和外向型经济结构相近有助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关联网络发展,而外资利用水平、互联网开放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化发展促进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     

基于ESDA-GWR多变量影响的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41个地域空间单元2000—2012年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运用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及地理加权回归(GWR)等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多变量影响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空间格局演化驱动机理。研究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总体上表现为地区之间较强的负相关性,经济发展异质性较强,差异性显著;2产业结构与生产率、地区经济效益、科技与教育投入在空间上具有正相关性;对外开放程度在空间上具有微弱的负相关性;发展成本呈现随机排列态势,不具有地理空间上的相关性。3多数变量演化过程大致相似,但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局部各有差异。产业结构升级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范围逐渐由武汉城市圈向外围扩大,地区经济效益对长株潭城市群影响程度及范围逐渐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对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影响程度最大,科技与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由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逐渐减弱,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对资源依赖程度有减弱趋势,而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受资源约束程度相对较小。     

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时空分异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乡村区域为研究案例,构建包括生产空间子系统、生活空间子系统、生态空间子系统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31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1)整体上,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布呈现从集聚到松散的态势,空间依赖性不明显;2000年以来,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效显著,其质量测评在空间演变上呈现东南部相对下降、西北部逐渐上升的趋势。(2)从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内部来看,生产空间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上升,子系统得分为一般及以上级别的地区其空间分布的重心已从南部转向西部;生活空间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稳步上升,呈现由南高北低向分散式发展的空间转变;生态空间子系统得分增长率较低且多为负向增长,时间尺度上呈正U型发展态势,空间上保持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3)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的时空分异与国家政策导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具有深层的关联性。从经济发展水平、农户主体行为、生态环境建设视角提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议,旨在构建美丽宜居乡村。     

政府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培育与建设

运用城市—区域、城市群发展理论以及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多层级政府的行为分析考察了空间规划政策、开发区建设、政府合作网络和节点城市发展等制度性因素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中的组织机制与模式。研究发现:(1)政府频繁出台各类区域规划,引导区域再层域化和城市群新经济空间的建构,并通过设立各类经济开发区、产业区来强化支撑城市群的发展。(2)政府通过区划调整手段解决城市群发展中存在的市场分割、腹地狭小以及节点城市缺乏等问题。(3)通过构筑机制化的多层政府合作网络为临近城市区域联合、城市群一体化提供沟通平台,为空间规划战略的实施和重大项目的落实提供机制保障。(4)加快省会中心城市集聚,利用增长极溢出效应推进省内区域先行一体化,最终形成国家级跨省域、多中心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政策选择。文章认为政府运用制度性政策工具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组织机制成效显著,但与沿海发达城市群市场力量主导的模式存在差异,未来重点应逐步转向引导和激发企业、社会等非政府主体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