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需求下易逝品的弹性数量契约研究

在考虑易逝品的市场需求为随机需求情况下,研究了基于供应链环境下的弹性数量契约;分别分析了零售商和供应商在没有协调的情况下各自的最优决策,以及在弹性数量契约协调下双方的最优决策;推导出了在弹性契约下零售商的最佳订货量。并通过数值分析,验证了在弹性契约下双方的最优决策能使供应链整体利润达到最优的状态。     

考虑政府补贴和产出不确定的绿色供应链契约分析

以下游制造商为主导者、上游供应商为跟随者的二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批发价格契约、两部定价契约和数量折扣契约模型,探讨在政府补贴和产出不确定下,不同契约对产品绿色度及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两部定价契约和数量折扣契约均可协调政府补贴和产出不确定下的绿色供应链;两部定价契约下供应商的材料批发价格低于数量折扣契约,因此两部定价契约有助于降低制造商投入成本,数量折扣契约有助于供应商的资金回笼将获利期提前。     

O2O模式下的供应链协调研究

构建了"线上至线下"的O2O模式下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O2O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运作模型。具体运作过程如下:供应商将一种短生命周期产品通过O2O平台上的零售商(O2O零售商)卖给消费者,消费者在线下接收所订购的产品并给予相应的评价;O2O平台上的零售商将产品配送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公司并支付相应的配送费用。研究了供应链中的生产计划制定好后供应商如何使用供应链契约协调观察到需求发生偏差后的供应链。研究表明:在集中决策下,当需求偏差在一定范围时,供应商不需调整原有的生产计划,只需调整零售价格;当需求偏差超出一定范围时,供应商需要调整生产量和零售价格;在分散决策下,供应商使用数量折扣契约协调此时的O2O供应链。     

考虑成本利润率的供应链优化与协调

文章研究了以成本利润率为目标优化函数,在收益共享契约下,构建单一供应商和单一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优化与协调模型.建立未提供收益共享契约和提供收益共享契约、零售商风险中性和风险规避的不同情形下的决策模型,给出不同情况下的最优订货量及实现供应链协调的收益共享系数的区间范围.研究认为:收益共享契约下的零售商最优订货量大于未提供收益共享契约下的最优订货量;不论是否提供收益共享契约,利润最大化为优化目标的零售商最优订货量均高于以成本利润率最大为优化目标的最优订货量;此外,研究给出了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与收益共享系数的关系.     

信息不对称下数量折扣和返回措施对三层供应链的协调

文章研究了信息不对称下三层供应链的协调订购问题,即随机需求下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追求利润最大化问题。首先建立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三者互不合作分散决策的利润模型及三者在供应链下集中决策模型和采用数量折扣与返回措施完全合作下集中决策的利润模型,并给出三种情况下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的一般通式,得出采用数量折扣和返回措施契约措施时供应链的利润最大;其次得出制造商和零售商批发价格和利润与各自的目标利润率有关的;最后通过需求服从均匀分布和正态分布的实例验证了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在采用数量折扣和返回措施三者完全合作时供应链上的利润最大。     

分销商存贮费信息不对称下的供应链合作契约设计

信息不对称是在供应链合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合作契约设计中的难点之一。针对一个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分销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系统,当系统面对单品种的确定性外部需求时,首先给出了能够激励自私的供应链成员实现供应链联合最优的合作契约;然后在分销商存贮费为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分析了上述契约的局限性,并运用激励理论,提出激励供应链成员诚实申报信息的契约,实现了供应链系统的联合最优化。     

风险追逐条件下基于补偿策略及回购契约的供应链协调

供应链风险偏好问题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以往学者在研究供应链协调策略时多考虑供应链成员是风险中性的情形,较少考虑当供应链成员为风险追逐或风险厌恶的情形。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建立了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模型,双方构成了一个Stackelberg主从博弈模型,供应商为领导者,零售商为追随者。并假设该供应链模型在随机市场需求条件下,采用供应链补偿策略及回购契约进行协调。在此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当供应链有一方是风险追逐而另一方是风险中性条件下的供应链协调策略,并将结论与供应链双方均为风险中性条件下的协调策略进行了对比分析,分别得出了不同风险偏好组合备件下,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最优协调策略。最后得出结论：无论供应链成员的风险偏好如何,当供应商将订货补偿策略与回购契约一起使用时,可以在保持回购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达到供应链的协调。     

基于联合契约的电子商务三级服务供应链研究

文章为解决需求不确定环境下电子商务厂商对物质产品和物流服务产品供应的协调问题,建立了产品供应商-电子商务厂商-物流服务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模型。提出电商-产品供应商采用批发价格契约,电商-物流服务商采用收益共享契约的联合契约协调机制,分析了分散决策、集中决策和联合契约模式下供应链的协调机制。数值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联合契约机制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制定合理的契约参数可以改进供应链各成员的收益,从而实现服务供应链系统的协调。     

增值服务价值不可验证下的TPLSP关系契约激励机制

由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TPLSP)提供服务外包已成为制造业企业在快速变化环境下应对不确定性的一种战略选择。本文针对物流服务外包过程中一些增值服务项目的价值具有难以描述性和不可验证性的特点,设计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关系契约激励机制,分析了贴现因子对关系契约激励效果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关系契约能有效激励TPLSP努力工作,且当贴现因子足够大时,关系契约能激励TPLSP实施最优努力,实现服务产出的系统最优。     

供应链中商业信用与订货批量协调决策

文章基于供应商提供的不同商业信用策略假设,研究了由单一供应商和单一零售商构成的二级供应链中的联合批量决策问题。文章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的基础上,将商业信用期长度作为决策变量,并考虑每循环周期供应商可能按照零售商订货量的整数倍放大采购的情形,构建出供应商不同商业信用策略下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最优批量决策模型和供应链综合成本决策模型,并给出了供应链成本节约的收益分配方案。结果表明,与不提供商业信用激励相比,供应商提供商业信用激励时零售商的订购批量会更高,供应链的综合成本也更低。考虑到供应链联合决策中可能出现的收益不均衡问题,文章提出针对供应链协同带来的成本节约,按供应商与零售商投入存货成本比例进行分配的收益共享决策方案。最后,文章通过算例验证了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     

绿色供应链的政府激励机制研究：惩罚还是奖励

基于绿色供应链协调的特点阐述了政府对绿色供应链协调实施激励的必要性。基于相关研究提出三个假设并构建政府对绿色供应链协调的激励模型以验证假设。结果证明了政府针对节点企业的绿色产出提供线性激励的必要性,否定了针对单一企业绿色产出未达政府标准而给以惩罚的有效性。在努力程度为特定分布的情况下各节点企业受到政府惩罚的概率与绿色供应链整体产出无关;节点企业相互独立的努力水平之加总与绿色供应链整体产出同向变化。     

面向服务供应链流程的知识分布特征研究

在服务运作流程中,服务供应链内部组织在不断发生裂变和重组,演变为更复杂的组织结构,由此所产生的服务供应链知识也会向复杂方向演变.因此,掌握服务供应链中的各类知识在流程中的分布及来源情况,以及不同知识在服务流程中所体现出的属性特征,有助于从更全面、更理性的视角理解服务供应链组织在不断满足客户需求过程中的演变路径和演变规律,厘清不同的服务资源在流程运作中的相互关联,从而为服务供应链的流程再造和资源整合提供有效的知识指引.本文研究了服务供应链的流程管理模式和特点,对服务供应链的客户知识进行了分类,并提出服务供应链的服务流程管理模型.对服务供应链中的各类知识从产生途径、知识特性和作用给予属性描述,并提出基于服务供应链流程的知识分布模型.     

基于节点企业努力水平的动态协调最优决策策略

为了确定基于节点企业努力水平的动态供应链系统最优协调策略,构造了节点企业努力水平与动态供应链系统利润的随机微分合作博弈模型,通过求解该模型获得各节点企业的最优协调策略,即最优决策策略;通过动态Shapley分配方案,给出了动态供应链系统的协调机制,获得了缩小其差距的最优协调策略。     

基于不对称需求信息的激励机制模型研究

针对由单制造商和单销售商组成的供应链,提出了供应链双方需求信息对称情况下的激励机制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供应链双方在需求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运作策略模型。制造商通过折扣,运用激励相容机制使销售商诚实申报需求信息,使得供应链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供应链成员实现双赢。数字试验结果表明:①所提策略是有效的;②该策略不仅能提高制造商利润,而且也能改善销售商的利润。     

河南省校企合作知识集成耦合机制的实证研究

以校企合作为背景,首先构建了技术机制、信任机制、学习机制、激励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知识产权机制6种耦合机制与知识集成绩效间关系的概念模型。然后利用路径分析法,将原概念模型分解为4个复回归模型,并对模型逐一进行修正,得到校企合作知识集成耦合机制的路径图。最后分别对6种耦合机制的直接效果值和间接效果值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校企合作的技术机制、知识产权机制、信任机制、学习机制、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与知识集成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校企合作的信任机制通过学习机制的中介作用影响知识集成绩效;校企合作的激励机制通过利益分配机制的中介作用影响知识集成绩效。     

Demand disrup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supply chain via effort and revenue shar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quilibrium behaviour of a basic supplier–retailer distribution channel under demand disruption via effort and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This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model. Firstly, demand is simultaneously affected by retail price and nonprice marketing effort from manufacturers and retailers. Secondly, when the demand is disrupted, this article considers disruptions in the market scale and price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Thirdly, the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model is proposed via effort and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In this way, the manufacturer reduces the wholesale price as an incentive for the retailer to share revenue. Finally, the total supply chain profit is greater with contract than no contract. This also constitutes another incentive for the players to follow the effort and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全流程披露视角下的跨国企业供应链社会责任机制研究

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使跨国企业供应链所涉及的不同节点企业的社会责任程度产生差异，抑制了跨国企业在地区间的价值溢出功效。通过建立经济学模型，基于跨国企业供应链的东道国供应商社会责任对品牌价值的溢出与消费者的反馈，分析跨国企业社会责任在全流程披露机制的动机和实践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品牌社会责任的感知使跨国企业产生了通过社会责任强化相对竞争力的直接动机，供应链社会责任全流程披露机制刺破了“品牌面纱”，打通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供应链社会责任信息通道，形成跨国企业在供应链内部的社会责任激励机制。基于理论结果，提出了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由主体披露向流程披露转变、引导跨国企业在供应商合同中植入社会责任条款、培育和强化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等具体建议。     

基于三重底线原则的第三方物流回收运作模式决策研究

在三重底线原则和回收物流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博弈论为基本方法,研究了由制造商、销售商和第三方物流服务商构成的回收物流运作体系以及政府的环境规制对相关成员企业构成的供应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集中决策下,新产品零售价、旧产品回收价以及系统利润均为最优;以回收率为基准的激励机制能有效提高废旧产品回收水平,使得制造商、销售商和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的利润均有所增加,同时提高了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指出政府设置合适的目标回收率和奖惩力度可以实现环境保护、经济利益提高与社会发展的均衡。     

二级供应链中代理人的甄别与激励研究

文章分析了由一个制造商与一个分销商所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中,既存在契约签订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又存在契约签订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情况下,制造商对分销商的类型甄别及努力激励的机制设计问题。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制造商可以通过努力收益分享的方式激励销售商投入最优的努力水平,进而规避道德风险行为。②制造商通过设计一组激励相容机制可以达到甄别分销商类型的目的,但必须支付给高销售能力分销商一定的租金。③高销售能力分销商的销量水平不存在扭曲,而低销售能力分销商的销量水平向下扭曲,其原因在于制造商降低给低销售能力分销商规定的销量就能够降低支付给高销售能力分销商的信息租金。文章从供应链中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共存的角度对供应链委托代理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为供应链中的委托代理双方提供了一定的决策依据。     

Incentive regulation,service quality,and standards in U.S.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The widespread use of incentive regulation in telecom, electricity, and other industries in the U.S. and elsewhere has raised questions about its possible adverse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service. This paper examines U.S.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utilities in the years 1993–1999, several of which were subject to incentive regulation. Controlling for other possible influences, including possible endogeneity of the regulatory regime, the data and model indicate that incentive regulation is indeed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longer duration of service outages, although not necessarily more frequent outages. Importantly, this quality reduction is offset in cases where regulation incorporates service quality standards. We also examine the causal chain connecting incentive regulation, cost expenditures, and service quality. We conclude that careful design of quality standards can allow incentive regulation to achieve cost savings without quality degra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