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政治联系与企业过度投资效应

本文以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民营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考察了政治联系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双向影响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政府干预企业决策行为能够导致企业产生过度投资行为;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为了满足政治上的投资需求往往会产生过度投资行为,政治联系强度越大其过度投资越严重,政治联系层级越高其过度投资也越严重;政治联系导致企业产生过度投资之后,过度投资会巩固和提升企业政治联系的强度和层级。本文研究结论不但深化和丰富了政治联系与企业过度投资的理论研究,而且对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治理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市场化进程对公司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影响研究——嵌入公司终极产权的分析

理论上普遍认为市场化进程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影响到公司的行为决策,进而影响到经营效果。然而更具体的命题是: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公司内部的资本结构,进而影响投资效率,在已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验证。以市场化进程为主线,基于资本结构视角,以2008—2012年沪深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市场化进程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治理机制的影响,同时检验终极产权为国有和非国有的情况时,结论是否有差异。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投资效率逐渐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负相关,并且国有企业显著,非国有企业不显著。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资本结构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负相关程度受到抑制,并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在市场化进程中如何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提高投资效率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企业金融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在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方法或控制模型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国有企业和低绩效企业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形成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金融化对投资过度企业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财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配置效率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对实物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且该效应在持有更多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强。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企业应充分认识金融化对实物投资的影响，不断合理分配资金和优化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避免“脱实向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银行中介和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比较研究

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2007年我国首次出现了股票市场和银行争夺居民储蓄存款的局面.那么,这是否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对融资结构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社会融资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于商业银行;而对工业企业中的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以及上市国有企业与上市非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的对比则表明,未上市的非国有工业企业资金使用效率最高,股票市场的准入制度实际上将一批优质的非国有企业排除在资本市场之外.因此,一个高效率股票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我国融资结构的改善,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管理层完全没有必要为阻止居民储蓄流出银行而人为地打压股票市场.     

货币政策、过度投资与房地产企业风险承担

以2003—2013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Richardson的过度投资模型,对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度量,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中国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与其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助长其过度投资;在经济繁荣期,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显著;在经济衰退期,过度投资会使其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升,此时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提升。     

股权性质、环境不确定性与技术资本配置效率——来自2008-2013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技术转化为资本,资本创造价值已经成为共识,技术资本在不同公司创造价值的作用程度不同,根源是技术资本配置效率问题。选取沪深两市2008-2013年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基于不同股权性质的公司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资本配置效率和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技术资本配置效率越低,并且技术资本配置偏离度在国有公司中表现为配置过度,在非国有公司表现为配置不足;2在股权性质为国有的公司中,由环境不确定性引发的技术资本配置偏离将降低企业价值,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由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技术资本配置偏离将增加企业价值。     

股权性质、环境不确定性与技术资本配置效率

技术转化为资本，资本创造价值已经成为共识，技术资本在不同公司创造价值的作用程度不同，根源是技术资本配置效率问题。选取沪深两市2008-2013年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基于不同股权性质的公司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资本配置效率和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技术资本配置效率越低，并且技术资本配置偏离度在国有公司中表现为配置过度，在非国有公司表现为配置不足；②在股权性质为国有的公司中，由环境不确定性引发的技术资本配置偏离将降低企业价值，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由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技术资本配置偏离将增加企业价值。     

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是否合理对公司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资本结构不止受到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本文以2006年到2010年沪深两市110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有忠负债率和短期借款比率,长期借款比率和贸易应付款比率和资本公积比率等资本结构变动的影响,考察经济改革动态背景中宏观冲击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和金融市场缺乏完全管制环境,资本结构可能不是企业自主能决定的结果,所以宏观政策的实施和资本市场的条件可能是影响房地产企业赘本结构的重要因素。     

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

本文讨论我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决定因素问题。在标准的新古典要素分配份额模型中,本文引入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以及企业目标函数的差异,建立了要素分配份额的决定模型。根据这个理论模型,本文建立了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计量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表明,垄断能力越高,资本收入份额越高,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存在明显差异,国有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各类经济性质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从高到低依次为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企业、法人投资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传统新古典分配模型考虑的技术因素,包括要素投入比的变化和技术进步,对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没有显著影响,表明我国工业部门要素替代弹性为1,因而劳动与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对要素分配份额没有显著影响。我们的结论是,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产品市场垄断增加和国有部门改制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改变。     

稳健会计政策、投资机会与企业投资效率

稳健的会计政策有利于限制企业的过度投资,但也使得会计数字表现出系统性的低估,从而影响企业未来融资能力,可能导致企业投资不足。文章研究发现:稳健会计政策会降低企业的资本投资规模,但是对于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投资不足。而且,在更为稳健的会计政策下,资本投资和无效投资对下降的投资机会的敏感度更高。     

非理性投资行为、债务稳健性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旨在剖析非理性投资行为能否带来债务政策的扭曲,及其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度投资公司的债务稳健性显著低于投资不足公司的水平;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过度投资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高于投资不足公司;经过前两期的资本结构调整后,资本结构偏离程度在过度投资公司与投资不足公司之间已不存在显著差异,资本结构调整效果较为明显;相对于投资不足公司而言,过度投资公司更倾向于通过负债调整方式调整资本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对债务稳健性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不同的投资行为下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调整效果和调整方式迥然不同。     

风险还是机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

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实物期权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理论揭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由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先进制造业中更显著；管理者过度自信可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抑制作用；相较国有制造企业，非国有制造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显著，且管理者过度自信在非国有制造企业中的调节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融资约束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突破式创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制造业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寻求高质量发展机遇具有一定的启示。     

企业社会捐赠:政治资本还是代理成本?

企业社会捐赠既可能是公司代理问题加重的体现,也可能是企业的政治资本投资。文章通过分析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08年数据发现,一方面,企业社会捐赠表现为代理问题的加重和代理成本的增加,且在国有企业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社会捐赠成为企业的政治投资战略及获取资源的有效方式,非国有企业通过捐赠获取的政治资本更多,且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获取政治资本的能力更强。     

国企混改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机制:政府干预效应还是代理效应

探讨混合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于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混合所有权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外资+国有以及外资+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而混合股权结构中只有民营股东时,非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代理效应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更强。     

宏观经济波动对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国进民退"的回顾与前瞻

本文利用1998—2008年的样本数据,通过实证方法研究宏观经济波动对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速度、货币存量、出口增长率以及通货膨胀与国有工业比重下降速度均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国进民退是宏观经济景气度影响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应从优化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环境、对微观结构影响的程度等方面去改善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的经营环境。     

基于金字塔股权结构的资本结构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2007年~2009年沪深两市2 99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角度,对关于金字塔股权结构的内部资本市场假说和终极股东利益侵占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金字塔股权结构对两类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影响也不同。内部资本市场假说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检验显著,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并不显著;而终极股东利益侵占假说则只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检验成立,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检验并不成立。     

大股东股份增持的动机与效应研究

2012年,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事件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文章通过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大股东增持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从动机看,非国有大股东的增持决策与公司前期股价的低估程度显著相关,而国有大股东的增持决策与公司前期股价表现之间的关系则较弱;从后果看,国有大股东增持后一年内股票超额报酬率的改善程度比非国有大股东增持后显著要低。这些结果表明,非国有大股东的增持是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化行为,而国有大股东的增持则可能是配合政府政策的短期行为。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国有大股东的这种非市场化增持行为在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中尤为明显。     

市场化环境、所有权性质与集团内部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以2001—2007年我国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为研究样本,依据sh in和stu lz与Jeffrey的模型对企业集团内部资本配置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环境和所有权性质对集团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环境好的地区,其内部资本配置是有效率的。相比于非国有的企业集团,国有集团的内部资本配置是无效率的。但是随着政府干预的减少、金融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化状况的改善,国有集团相比非国有集团,在内部资本配置效率上的差异逐渐缩小。     

国有风险投资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成效

本文分析风险投资的产权性质对其投资行为和投资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风险投资在投资行为上并没有体现出其政策初衷,并且在扶持创新上也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价值增加作用;从投资成效来看,股权分置改革前,国有风险投资相对于非国有风险投资,虽然投资持有期限更长,但是取得成本更高而投资收益更低;股权分置改革后国有风险投资的投资期变得更短、回报更高而成本更低。同时,国有风险投资在企业发展晚期进入时能享有更低的投资成本和更高的投资收益,相关结果在控制内生性之后也仍然存在。这些发现说明国有风险投资的表现总体上符合私人利益假说的预期,而不是社会价值假说的预期。     

产权性质、公司特有风险与企业投资行为

本文利用我国2007²011年上市公司数据,在区分了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公司特有风险水平、管理者风险特质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国有控股公司而言,公司特有风险会显著制约企业投资,而这一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却并不显著;企业管理者风险偏好特质对公司特有风险与企业投资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这一结论仅在国有控股公司中显著。整体而言,国有控股公司与非国有控股公司在制定投资决策时,对公司特有风险以及管理者风险偏好的考虑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产权性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