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性质、环境不确定性与技术资本配置效率——来自2008-2013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技术转化为资本,资本创造价值已经成为共识,技术资本在不同公司创造价值的作用程度不同,根源是技术资本配置效率问题。选取沪深两市2008-2013年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基于不同股权性质的公司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资本配置效率和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技术资本配置效率越低,并且技术资本配置偏离度在国有公司中表现为配置过度,在非国有公司表现为配置不足;2在股权性质为国有的公司中,由环境不确定性引发的技术资本配置偏离将降低企业价值,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由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技术资本配置偏离将增加企业价值。     

国有股权制度下的短视行为

中国公司制企业组织形式中,国有股权大量存在并在单个公司中往往处于控制性地位。在这样的公司里,治理结构实际上表现为政治控制和代理问题的结合,国有程度在所有权结构中越高,政治控制也就越高。这种对效率目标的合法偏离,使各方权利主体的自利行为进一步获得了庇护,并且导致了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诸多困境。 国有股权的管理框架有3个层次: 在第一个层次,国家制定国有股权     

市场化环境、所有权性质与集团内部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以2001—2007年我国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为研究样本,依据sh in和stu lz与Jeffrey的模型对企业集团内部资本配置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环境和所有权性质对集团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环境好的地区,其内部资本配置是有效率的。相比于非国有的企业集团,国有集团的内部资本配置是无效率的。但是随着政府干预的减少、金融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化状况的改善,国有集团相比非国有集团,在内部资本配置效率上的差异逐渐缩小。     

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与大股东的寻租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处于大股东的超强控制状态,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大股东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本文研究了我国资本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大股东通过操纵报告盈余来改变会计盈余的时间分布和误导投资者,从而攫取更多的隐性收益,造成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降低.研究结果表明:(1)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可以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2)大股东的收益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而提升,中小股东的财富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而降低;(3)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将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因此,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了对小股东财富的掠夺效应,造成了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公司价值、声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三重作用机制和政策协同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实物期权理论、金融摩擦理论以及代理理论来解释。具体表现为，当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越低、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以及内部控制质量越差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市场化水平、发展数字金融以及放松卖空管制均能有效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为提高政策效率，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可以考虑配套上述政策措施。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权力与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基于我国2009-2014年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实证检验环境不确定性与高管权力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作用下其影响程度的差异.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其中国有控股公司的环境不确定性与权益资本成本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进一步实证发现,高管权力将缓解环境不确定性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权力更有助于缓解环境不确定性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说明,面对新兴市场中的微观环境因素,应构建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高管监督机制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公司治理与企业集团内部资本配置效率——基于我国集团控股公司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我国集团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对企业集团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集团控股公司的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较低,民营集团控股公司的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较高;国有集团控股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内部资本配置效率呈现显著正相关;国有集团控股公司的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资本配置效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董事会结构与内部资本配置效率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研发创新是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的桥梁吗？——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为探索研发创新在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作用过程中的桥梁作用,将股权激励、研发创新、企业价值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了股权激励通过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模型,并运用2011—2014年中国颁布并已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创业板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部分是通过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来传导实现的,且这一影响存在时滞性,滞后效应显著期为2年;国有企业研发创新对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关系的中介效应没有非国有企业显著,国有企业需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产权,降低国有比例,明晰资本的产权,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增值税简并税率与企业股权融资

企业提高股权融资水平是活跃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及健全资本市场功能的关键路径。那么，增值税简并税率发挥的资源高效配置效应是否有助于促进企业股权融资？选取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2017年实施的增值税简并税率政策对企业股权融资的影响后发现，简并税率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股权融资；其影响机制是通过提升企业内在价值及信息效率，进而促进企业股权融资。同时，简并税率政策促进企业股权融资的效果在信贷歧视度较高、适用税率档数较多的企业中更显著。此外，良好的资本市场制度环境提升了简并税率促进企业股权融资的效果，具体体现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组别中,简并税率与企业股权融资之间的正向作用更显著。为此，未来需要持续优化增值税简并税率政策，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制定差别化税收支持政策，发挥减税政策与资本市场制度的合力，提振投资者信心，从而促进企业股权融资。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与资本配置效率

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改革战略.以我国2003-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在"重要行业类"国有企业中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充分竞争类"国有企业中,与其他性质的股东相比,民营股东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能更好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与"资源垄断类"国有企业相比,在"一般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制衡度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     

不同风险特征下国企混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视角

国企混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从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方面，国企通过获得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国企通过融合非国有股东制度活力激发创新动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验证混改程度对国企创新效率的影响关系，并证实不同内部经营风险与外部竞争风险下，国有股比例对创新绩效具有差异化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较低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非国有资本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国有股权比例较高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国企经营风险过高或市场竞争风险过低，能够强化国有股权与创新绩效的U型关系。分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非制造企业股权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而国有制造企业中二者关系不显著。结论可为分类推进国企混改，提升国企创新绩效提供参考。     

国企混改、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4-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区别多数文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虚拟变量的处理,本文采用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进行量化。在作用机制检验中,采用两种常用的中介效应检验法,同时为了提高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力和结果的解释性,使用非参数Bootstrapping方法调整估计偏差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引入的非国有资本为民营资本以及混改后依然国有控股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和股权薪酬激励承担了大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货币性薪酬激励的作用更为突出,在使用与基准回归相似的稳健性检验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成立。     

企业创新与杠杆率动态调整关系实证研究——创新效率视角

基于沪、深证券市场2008-2017年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从研发效率和专利产出两个维度综合分析企业创新效率与杠杆率调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在调整效应上，高研发效率与高专利产出有利于企业向下调整杠杆率，企业所有权异质性不会改变这种杠杆调整效应，但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即国有企业调整效应更为显著；在加速效应上，随着研发效率提高、专利产出增加，杠杆率下降速度加快，国有企业对研发效率加速效应更敏感，而非国有企业对专利产出加速效应更敏感。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科技开发支出与其资本结构的相关性研究

基于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利用2008—2010年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企业的科技开发支出与其资本结构的相关性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科技开发支出与其资本结构呈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国有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科技开发支出与其资本结构呈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非国有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科技开发支出与其资本结构呈"U"型非线性关系,但并不显著。要提升企业的科技开发强度,完善资本市场、拓展多层次的融资渠道以及不断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是关键。     

上市公司CEO变更、继任选择与公司业绩

文章以2003-2007年为时间窗口,以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CEO变更前后,公司经营业绩与CEO变更的关系,不同继任模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公司经营业绩下滑会引起CEO发生变更,非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可能性高于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后,公司经营业绩得到改善,国有上市公司业绩提升幅度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常规变更样本中,外部继任公司业绩改善程度优于内部继任公司;在非常规变更样本中,回归结果则相反,内部继任公司业绩提升幅度高于外部继任公司。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业绩提升主要来源于线下项目、非经常性损益类项目,而非公司的主营业务。     

所有权性质、多元化经营与现金持有

笔者区分所有权性质并以股改后(2007年～2009年)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多元化与现金持有关系,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与现金持有不存在统计显著的相关性。但国有控股企业多元化与现金持有量显著正相关,而非国有控股企业中两者显著负相关。国有控股企业多元化反而降低了现金管理效率,而非国有控股企业通过多元化实现了更高的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从而持有更少现金。研究结果间接支持了现金持有的委托代理理论。     

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比较和分析——基于2000-2009年20个工业细分行业的研究

国有企业效率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效率的表现与其是否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政策主张关系密切。本文基于竞争性领域20个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别计算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20个竞争性行业2000-2009年期间的年度技术效率。结果表明,在此期间,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工业行业技术效率之间存在差距,但由于国有企业技术效率上升态势明显,使得两者的效率总体上趋同。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主张目前国有企业必须从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为时尚早,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应当也能够继续深入推进,进一步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在适当行业扶植企业做大做强均有益于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     

管理者股权激励、内部资本市场与公司多元化

以我国多元化公司中管理者利用内部资本市场进行资金错配攫取私利行为为背景,研究管理者股权激励对多元化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和公司价值的影响。通过建立双重委托代理模型,选取2009-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多元化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效率随管理者股权激励水平的提高而提高;②管理者股权激励水平提高最终导致多元化公司价值增加,内部资本市场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公司多元化水平影响管理者股权激励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和公司价值的促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