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在家庭创业中的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考察了教育在家庭创业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教育本身确实对家庭创业存在正向激励作用,但是这种激励作用会随着个体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呈现边际递减倾向;(2)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创业越倾向于机会型创业;教育程度越低,家庭创业越倾向于生存型创业;(3)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创业越可能选择资金门槛较高的行业,越倾向于选择联合创业;(4)教育确实提高了家庭创业中创新的可能性。     

个人禀赋、制度环境与创业决策:一个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返乡者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可支配财富、教育程度等个人禀赋因素对创业决策有着重大影响;同时,政府的质量对返乡者的创业倾向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虽然上述因素的变化可在边际上大幅度影响返乡者选择自雇型创业的倾向,但对于其规模型创业倾向的影响要弱得多。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为了激励创业活动,政府应首先减少腐败和提高办事效率,并充分认识到,自雇型创业而非规模型创业才是最有效的帮助对象。     

生存型与机会型创业者的行业选择研究

创业者的行业选择是创业成功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生存型与机会型的创业者在创业者个人特征、创业投资回报预期、创业壁垒和创业资金来源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对他们的行业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在对生存型与机会型创业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层次分析法理论建立行业选择决策模型,对生存型与机会型创业者的行业选择作出评价,并对结果进行行业分析。     

创业动机、创业资源与创业模式: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依据实际调研、深度访谈和实证分析,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创业资源与创业模式之间的作用路径,校验创业资源在创业动机与创业模式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创业动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模式的选择,经济性动机与生存型创业正相关、与机会型创业负相关,社会性动机与机会型创业正相关,成就性动机与生存型创业负相关、与机会型创业正相关。同时,创业资源对创业动机和创业模式的调节作用具有两面性。据此提出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政策建议,即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动机,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合理选择创业模式,营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政策环境。     

社区创业工程的开发模式

以中加国际合作项目“自雇型企业创业培训”为背景,运用系统工程的原理与方法,开发了适合我国下岗失业者等弱势群体创业的生存型创业模式,即社区创业工程。经过4年的应用实践,这种以社区为活动中心,以培训和指导下岗失业者创建自雇型企业为基本内容,以政府小额贷款、企业项目合作为基本支持的社区创业工程,有助于使一部分具有创业能力的失业者成为创业型就业者,能够创造就业岗位,将社会性失业问题部分地消化在社区、解决在社区。给出了社区创业工程的概念与总体设计思路、系统的节点与任务、系统运行的机理和系统良性运行的体制与制度保证等内容。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

将制度性交易成本纳入传统的创业选择理论模型,厘清"行政审批改革-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创业活动增加"的理论逻辑,并基于CGSS 2008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行政审批改革对个人创业活动的影响.结果 表明:行政审批改革能够带动创业意愿平均上升3.8个百分点.区分创业主体时,低个人收入组、低家庭收入组和低社会网络组等高制度成本群体的创业倾向显著提高;区分创业类型时,行政审批改革同时提升了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意愿,但对前者促进作用更大;区分创业行业时,低端服务业创业显著增加.机制检验显示,集聚水平提升有助于行政审批改革创业促进效应的释放,且制度成本较高的城市推行行政审批改革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     

信仰的力量:宗教有利于创业吗?

传统创业理论一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宗教。基于CGSS(2006—2010)数据,本文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宗教信仰对个体创业选择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无宗教信仰者而言,有宗教信仰者创业的概率更大。使用历史上省级层面宗教活动场所作为工具变量,纠正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正向影响依然存在。这一正向影响存在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宗教信仰改变了创业偏好,同时宗教组织所构建的社会资本放松了创业约束。此外,宗教对自雇层面创业的影响还存在一个作用机制,即由于宗教与现代教育之间潜在的冲突性,导致信徒人力资本投资下降,无法在劳动市场就业,被迫选择自雇型创业。     

高房价与城镇居民创业*——基于CHIP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往有关高房价与创业的研究存在一定争议,本文基于2002年和200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分析了高房价对城镇居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房价能够提高中国城镇居民的创业概率,负担房贷会降低城镇居民创业的可能性,高房价刺激的多为自雇型创业,对老板型创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由于促进的大多是自雇型创业,所以不能高估高房价对创业活动的激励作用,在未来鼓励大众创业的过程中应该着重考虑其他制度性因素。       

农民工自雇就业与举家迁移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农民工自雇就业对其实现举家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农民工比受雇农民工更倾向于举家迁移，这一现象在女性、新生代、未受过高等教育、跨省迁移和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控制潜在内生性、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同时，自雇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工选择其他家庭化迁移程度较高的迁移模式，自雇就业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农民工自雇就业促进举家迁移主要是通过城市独立居住和农村土地转出的家庭空间资源再配置机制实现，而配偶不工作和老人随迁等家庭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机制的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积极扶持自雇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工实现举家迁移，为自雇就业农民工提供城市居住、农地转出等方面的便利有助于这一机制的实现，而城市则应针对性地制定符合自雇就业农民工特点的公共服务政策。     

银行竞争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以及中国银保监会提供的金融许可证信息数据库,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银行竞争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可以有效提高家庭创业的概率,银行竞争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家庭创业的概率就会提高0.126个百分点。通过对机制路径研究发现银行竞争既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家庭创业,也会通过提高居民金融素养促进家庭创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银行竞争对生存型创业的促进作用小于机会型创业,对低技术创业产生了促进作用,对高技术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当加强银行监管后,银行竞争更有利于提高家庭创业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