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技术创新与传统产业升级

基于2008-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将制度环境设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各区域制度环境差别会导致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升级表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即市场化处于较低水平时,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升级的作用不显著;伴随着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逐渐显现,并且促进强度呈倒U型结构。研究结论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理论视角,对如何更有效地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环境规制下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长江沿岸中心城市2006-2018年面板数据,在综合测算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和具体作用路径,并运用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影响.结果 显示:技术创新能够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并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U形曲线关系;在不同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门槛区间内,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逐步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为技术引进、模仿创新提供了可能性,进而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而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则需要适度提高环境标准,同时应促使企业强化自主创新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打破产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     

制度环境、吸收能力与新兴经济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检验

现有研究关于新兴经济体OFDI是否存在显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未取得一致结论,且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和制度发展存在"非均衡推进"特征,在此背景下,文章以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为例,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母国制度环境(包括法制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和吸收能力(包括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对新兴经济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可促进母国技术进步,且在各区域制度环境和异质吸收能力影响下呈现出地区差异,积极而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生在东部地区,而非西部地区;(2)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是新兴经济体能否获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且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在法制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条件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边际效应趋于平缓.因此,新兴经济体应鼓励技术寻求型OFDI,优化OFDI区域空间布局;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母国自身的制度环境质量;提高对东道国技术溢出的异质吸收能力,从而促进新兴经济体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提升.     

高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产业韧性

基于1997—2019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时序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如何影响产业韧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高技术制造业韧性具有正向效应,且对冲击韧性的正向效应更强;从中介效应角度,产业升级在技术创新对产业韧性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存在技术创新通过推进产业升级,进而增强产业韧性的间接效应,且对断裂韧性发挥的中介效应强于冲击韧性;从门槛效应角度,产业韧性能够做为门槛变量,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产业韧性的促进作用中发挥门槛效应,高产业韧性水平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产业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增强。研究结论为高技术制造业增强产业韧性水平,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兼论异质性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2007-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考虑内生性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 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异质性环境规制对OFDI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作用,并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异质性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OFDI和环境规制能够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过高强度的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会削弱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且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在这一过程中均存在单门槛效应;在新时期经济发展背景下,传统的基础建设水平已不再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显著因素.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市场化制度变迁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视角

文章基于多部门假设条件,从市场化制度变迁角度研究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在市场化制度变迁背景下剖析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对技术进步的实际贡献度问题。在构建市场化制度度量指标的基础上,选取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总体上促进了技术进步。具体地,市场化制度变迁抑制了技术创新,但对技术溢出具有促进作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技术进步效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化制度环境而非二者本身,以往研究对技术创新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     

海洋创新驱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我国11个沿海省份2006—2018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以海洋创新驱动为门槛变量时,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促进海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海洋创新驱动水平制约而存在门槛效应;外商资本投资水平、R&D经费投入情况均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南部、东部海洋经济圈中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北部海洋经济圈则较不显著。最后,从重点培育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海洋科技转化应用能力、优化海洋创新驱动制度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区域协同发展四个方面提出相关措施建议。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环境治理投入门槛、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

揭示不同类型的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规律,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借鉴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运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环境治理投入设定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从总体看,当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处于较低水平时,研发投入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提高,但随着环境治理投入提升到较高水平,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增强效应有所减弱。并且绿色技术创新的类型不同时,相较于绿色产品创新,研发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可知,门槛效应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对企业等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低水平驱动和高水平抑制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有益的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

基于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技术,实证考察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研究发现：①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别呈显著“N”型和倒“N”型非线性规律。也即,只有当技术创新资本投入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且技术创新人力投入水平处于适度区间时,才会明显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②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应存在明显的条件约束。在收益质量门槛条件下,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均呈显著“U”型关系,在股权集中度约束下,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分别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倒“N”型、正向“U”型影响;③新常态下,不断加大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力度、持续改善企业收益质量水平、适度提高技术创新人力投入和股权集中度水平,是促进企业做优做强的重要突破口。     

制度环境视角下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检验

基于2001-2012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制度环境视角下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中低市场化进程和中等法制水平下,社会资本对专利申请授权数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强政府干预下社会资本对专利申请授权数的正向影响要强于弱政府干预下的影响;在高市场化进程和中强程度政府干预下,社会资本对新产品销售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低法制水平下,社会资本与新产品销售收入之间显著负相关。     

出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知识生产函数理论框架,笔者运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了出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低出口贸易水平省份,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在高出口贸易水平省份,出口贸易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随着我国各地区出口贸易水平从“低_高”的方向发展,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遵循“不显著_显著促进”的演进过程,这与分组样本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同时,研发劳动投入与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促进技术创新产出的增加,且研发劳动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的贡献最大.     

环境规制工具与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然而，对于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而且，从理论上讲，“波特弱假说”涉及双重外部性问题，即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需要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解决，而知识产权保护未引起普遍重视。采用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2004－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动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在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3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呈现由负向抑制到正向促进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二门槛值呈现由正向促进到负向抑制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绿色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综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效应,并分析其中的中介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绿色金融对企业TFP存在明显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②在影响机制方面,绿色金融与TFP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影响,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绿色金融对TFP的带动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在两者间存在逐步弱化效应,城镇化水平则对两者间的影响呈"U"型.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战略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参考.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大,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绿色金融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在产业结构升级约束下,存在单门槛非线性影响;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中国应该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加绿色工艺生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能利用率——兼论“环保硬约束”如何有效治理产能过剩

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细分行业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程度下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差异化效应,对“环保硬约束”如何有效治理产能过剩给出解释说明.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增加,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影响方向由促进变为抑制,只有适当的环境规制才有利于缓解产能过剩.随着技术创新程度的不断提升,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技术创新程度的不断提高强化了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有利于促进产能过剩化解.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制度环境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2005-2014年中国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不同制度环境下该激励效应的差异。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而且在政府干预较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及中介组织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结果表明,在我国制度环境落后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减少落后制度对企业创新的阻碍作用,帮助企业获得创新资源,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是否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基于门槛效应的经验分析

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自身存在单门槛效应,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以行业外资竞争、内资模仿同构和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发现,仅当外资竞争水平较低、内资模仿同构程度较低以及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时,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才能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且其阈值效应存在行业和企业产权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