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R&D投入视角

普惠金融是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值得深入探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和使用SFA-Malmquist效率测度方法,分别测算了中国31个省份2007-2017年的普惠金融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 发现: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研发创新融资约束、释放创新活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发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这一分解因子上.进一步研究表明,该中介效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中国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     

碳交易试点是否提升了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碳交易试点运行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碳交易试点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碳交易试点通过能源结构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最终提升试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产业结构效应带来的影响最为显著,技术创新次之,能源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弱;(3)异质性分析发现,碳交易试点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存在,西部地区不显著,而中部地区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抑制作用。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

为研究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及其交互作用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的影响。在对2012—2021年全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不同矩阵下的静态空间效应和动态空间效应得出：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作用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作用会对邻接的区域产生虹吸效应,但从长期来看,却能够为经济关联区域产生辐射带动作用。     

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规制与吸收能力视角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交互模型探讨OFDI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门槛模型考察区域吸收能力如何影响O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OFDI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二者之间关系;从分样本看,OFDI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运用面板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在OFDI对GTFP影响中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环境规制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投入和资产不可逆程度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则发挥遮掩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于中西部地区农业企业，对大型企业相对较弱，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和创新投入水平能够缓解这种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出意见建议。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数字金融、异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在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探讨其绿色价值并健全环境规制,在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1年1597个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利用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异质型环境规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驱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裁量空间增大,上述驱动作用会产生“减损”“补偿”和“分化”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绿色发展实力较强的企业,应重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的作用,并主要实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绿色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更应依靠技术路径,并重点实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从而基于市场和政府的协同合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科技与金融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将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3个城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②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和融资能力等途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水平、融资能力在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与全要素生产率间起中介作用;③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由此建议,加大金融资源支持力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强政府对创新的支持。     

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机制检验

基于200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FDI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发展，现阶段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对FDI发挥一定的正向筛选作用。第二，在考虑内生性后，FDI、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两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FDI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整体而言，FDI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     

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基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准自然实验

产业政策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产业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数据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区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产业政策的吸收程度不同。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容易受产业政策激励，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显示，产业政策作用程度和企业所处行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同，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重点扶持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将技术创新作为产业政策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变量，分析表明，90%的产业政策均通过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手段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科技金融政策如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来自“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证据

借助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发展，且随着试点政策的不断推进，这种促进作用呈现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通过拓展公共科技金融资源和市场科技金融资源得以实现。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资源投入越丰富、创新能力越强的城市，这种促进作用越显著。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还有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可为试点政策的进一步推广提供有效支撑，并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双碳”目标下碳交易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性技术创新模式的机制检验

碳交易是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市场化工具,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能够反映碳交易实施状况,是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从碳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切入,基于2008—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交易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并考察异质性技术创新模式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提高碳交易价格和扩大市场规模均能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碳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能够推动自主创新、减少技术改造投入,进而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技术引进并非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自主创新对技术改造存在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对完善碳交易制度顶层设计、精准制定技术创新配套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规模质量门槛效应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新时期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17年全国内地28省市面板数据，引入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等环境变量，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构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影响，而在消除环境因素造成的统计偏差后，国内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测度期内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居高，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相对较低；此外，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资依存度作用不明显。     

数字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研究

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提升,并且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现金流较为缺乏的企业、环境管制力度较大地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持续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配套体系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金融支持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从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以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剖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05—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产业协同集聚、创新能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数据,准确测度产业协同集聚及其通过创新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运用Arcgis软件对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业协同集聚呈现不均衡特征,在空间上,除西部协同集聚区（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外,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征,马太效应显著;在时间上,呈现四足鼎立的演化趋势。依据自身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水平,各省可采取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维持型、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加强型、协同集聚度加强型、经济高质量加强型的差异化策略。产业协同集聚对创新能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双门槛效应,影响效应边际递减。     

科技创新、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效率

以新型城镇化为主要视角,使用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城市数据和空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识别了科技创新与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在中国产业集聚的负外部性大于其正外部性。(3)随着产业集聚度的提高,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效率的影响会显著提高。无论是OLS回归模型还是空间计量模型,文章的结论均具有稳健性,因此新型城镇化效率的提高在提高创新投入的同时需要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技术创新、空间溢出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工业绿色发展进程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运用SBM-DDF模型和Luenberger分析方法,测算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考察技术创新贡献程度,综合运用泰尔指数、收敛分析、空间自相关方法检验地区差异和空间溢出。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技术创新改进和技术规模效率是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但随着空间距离增加,空间溢出效应逐步减弱。推动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应综合运用差异化措施促进工业技术创新,加快共性技术研发、合作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