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干预和金融加速器效应——基于中部地区1995～2008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干预对金融加速经济发展的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经济转型期,中部地区金融业的低水平稳态发展成为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地方政府因发展经济的强烈动机,适当干预金融发展能弥补地方金融自身发展的不足,促进金融发展推动地区的经济增长。     

经济转型中的法治水平、政府行为与地区金融发展——来自中国的新证据

在以政府主导甚至干预经济发展为特征的转型经济中,政府行为会影响法治与金融发展间的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95-2005年中国省级单位的数据研究了政府行为和法治水平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考虑政府行为这一制度因素时,法治水平的提高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这个效应有限。转型期政府行为对金融发展明显具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干预可能会对法治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产生部分挤出效应,甚至是完全的替代效应。本文的结论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只有在充分认识到政府行为主导金融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准确把握法治与金融发展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也对主流法与金融文献提供了新证据。     

金融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的影响研究

在考虑金融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影响的基础上,构建了以金融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门槛效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门槛值也较高;金融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门槛值相对较低;而一旦地方政府规模超过最高“门槛值”,地方政府较难通过金融市场来缓解债务压力。因此,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应将债务控制在一定适度范围内,并加强债务风险管控能力。     

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研究——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为赢得GDP增长竞赛,具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其对金融部门的干预成为了弥补市场发育不足的有效措施,使之成为地区金融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预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br#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有助于县域经济增长,而其发展过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本文运用2014-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干预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子指标回归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的作用与主回归一致。(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政府的调节作用是单向的,西部地区则为倒U型,本文分析了地区差异的内在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基于金融发展视角

运用中部地区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基于金融发展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六省的地方政府为了赢得“GDP竞赛”,需要通过金融部门的发展来调动区域内的资源,这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各省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使其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得到有效发挥,从而有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地方政府对金融部门干预的负面影响已越来越大,这可能会影响到金融部门服务地区经济的发展。     

政府干预、法治、金融发展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笔者分析了我国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法治和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地区的政府干预越多,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越严重,而地区的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会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与法治和金融发展相比,政府干预是影响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更为基本的因素。这里的研究结果为正在兴起的"法与金融"文献提供了新的证据。     

地方政府干预银行业：内在逻辑与经验证据

源于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角。在“为增长而竞争”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对银行业进行干预以攫取廉价的金融资源。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增强了地方政府对银行业进行干预的动机。借助于各种行政手段,尤其是通过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操控,地方政府对银行业的干预得以实现。地方政府干预导致大量信贷资金财政化,将带来明显的通货膨胀后果。地方政府干预推动了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崛起。尽管地方性金融机构崛起有助于打破银行业由国有大银行所主导的高度垄断局面,但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深度干预,地方性金融机构崛起对银行中介效率的提升作用十分有限。     

“有为政府”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上海财经大学2015“千村调查”

文章基于2015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从大概念的普惠金融角度,用渗透度、使用度和效用度衡量普惠金融,用政策扶持、基层工作和基础设施衡量政府作为,分析了政府作为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及地区差异。研究发现,东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最好,西部农村政府最有作为;普惠金融的核心应是提高金融服务的使用度,尤其是银行业务的使用度;有为政府应是全方位有所作为;政府的积极作为能显著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但以带门槛补贴为主的政策扶持并不有效,应慎用;在普惠金融发展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政策扶持力度,东中部地区政府则应夯实基层工作。     

核心通货膨胀理论综述

本文基于实体经济运行的视角主要探讨了金融系统是否发挥了改善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文章以1999-2006年间中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借助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构建了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等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并运用系统广义矩面板估计方法等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进了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当进一步考虑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干预的影响时,地方政府的干预却会妨碍金融系统对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功能的有效发挥.     

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的研究

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金融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基于200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金融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会显著促进地区金融发展,有利于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但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的分位数上影响系数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在举债融资过程中处于劣势,地方政府债务带动金融资源配置的效果较弱。金融发展落后地区必须着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方能增强地方政府债务的资源配置效率。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地方政府支持科技金融发展差异性研究

科技与金融相互融合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地方政府是推动科技金融协调发展的引导者。对地方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路径进行分析,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并以江苏省苏南和苏北地区为例对地方政府引导科技金融发展路径及贡献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苏北地区金融市场欠发达,高新产业融资模式仍以内源式传统银行贷款模式为主;苏南地方政府对科技金融的引导力度和贡献程度显著高于苏北地区。最后,提出了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了吗？——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数字金融打破“资源诅咒”效应,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将“生态高地”转变为“经济高地”,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从分项指标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对“绿水青山”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资源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河南政府行为对区域金融的影响分析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政府与区域金融发展的关系,对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成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政府与区金融发展的关系上,通过分析地方政府干预区域金融发展的手段及存在的问题,从而得出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深化金融改革、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等政策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支持区域金融发展及有效落实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对策。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基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角度检验了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对于不同地区,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果存在明显差异,金融支持对政府干预、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对于东中西部的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规模、金融支持结构和金融支持效率的侧重点需要区别对待.从宏观而言,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需要挖掘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优势,统筹兼顾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优化政府干预以及市场配置的组合;从微观来看,需要加大对人口迁徙和转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城市和城市群的金融支持力度.     

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挤入)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

笔者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地区的政府投资挤出(挤入)效应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东部地区政府投资挤入效应最明显,西部次之,而中部地区则最低。另外,民间投资除了受到政府投资的影响外,还受到经济波动、城市化率、基础设施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城市的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合意的民间投资水平等其它因素的影响。     

东西部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比较研究

从规模、结构与效率三个方面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的绝度规模总体上要大于西部地区,增长稳定性也好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要低于西部地区,但其财政支农力度要略大于西部地区;2003年以前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和效率都不如东部,但2003年以后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农资金的效率超过了东部地区。     

西部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管理环境研究--某省政府管理环境分析

本文提出了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政府管理”及“政府管理环境”的概念,强调了在西部的开发过程中政府管理环境的重要地位。调整并具体分析了西部某省政府管理环境的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财政自主度与地区金融扩张——来自农村税费改革的证据

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政自主能力弱化,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地干预辖区金融,乃至设立自己所能控制的地方性金融机构。然而,由于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地方政府财政自主度对地区金融扩张的影响,一直无法得到一致的结论。本文基于农村税费改革的分批分次推动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自主度外生下降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全国2000~2008年的县市财政自主度等面板数据,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特别是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之后,地方政府财政自主度的下降的确可以刺激地区金融扩张。而且,计量分析表明,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与地方政府信任*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提升政府信任和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参保农民对地方干部信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新农保这一公共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参保组，新农保明显提升了参保居民的政府信任；在考虑了遗漏变量、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农保显著提升了中低收入家庭以及中西部地区参保组的政府信任水平。进一步，本文从“物质福利效应”“社交福利效应”和“心理福利效应”的角度考察了新农保福利效应增进地方政府信任的途径，结果表明，参保初期，新农保政策带来的物质福利增加、社交福利改善和心理福利满足均显著提高了参保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但从参保的长期效应来看，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从长期看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新农保的实际保障水平和人们预期的保障水平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