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比较研究

从规模、结构与效率三个方面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总体上要大于西部地区,增长稳定性也好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要低于西部地区,但其财政支农力度要略大于西部地区;2003年以前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和效率都不如东部,但2003年以后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得到实质性的优化,支蓰资金的效率也超过了东部地区。     

基于经济增长模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最大经济增长率下的财政支出结构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东部、中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应该削减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中部地区要合理配置财政支农支出资金,提高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而西部地区支农支出远未达到最优支出规模,因此,更要采用多种方式增加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东、中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产出弹性较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西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产出弹性较小;东、中、西部的行政管理支出均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这表明,三个地区行政管理支出有很强的产出弹性,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积极干预。     

中国地方公共服务拥挤性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

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与溢出效应会导致政府财政的支出偏向问题。现有研究多从经济绩效的角度讨论财政结构优化,不能较好地处理公共服务的供需匹配和其效用的滞后性。为此,本研究主要从公共服务拥挤性的角度入手,以供需匹配程度分析财政结构优化问题。证实检验结果显示:从全国看,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体规模已经高于最优水平,一方面应该控制基本建设投入和公共服务成本支出,另一方面要不断增加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从地区差异看,各地区公共服务的拥挤性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需要考虑地区特征,应将基础建设和医疗卫生投入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财政分权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

财政分权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政府可利用信息优势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多维贫困。文章利用2010—2018年的CFPS数据测算我国的多维贫困指数,并使用GMM模型探讨财政分权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多维贫困指数呈逐年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多维贫困指数和下降幅度最大,东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居中并与全国贫困水平基本一致。(2)财政分权有利于减缓多维贫困水平,财政分权可通过生产性财政支出与服务性财政支出促进多维贫困减缓,且服务性财政支出的减贫作用大于生产性财政支出。(3)分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均有利于减缓多维贫困,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别,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由此,文章从提高欠发达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实现高质量减贫;建立城乡减贫一体化体系,充分发挥政府间的联动作用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财政支农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推动农村农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本文利用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以财政支农支出为代表的政府财政措施和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工具在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财政支农支出在东、中、西部地区都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东部地区作用效果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数字普惠金融在东、中部地区作用效果显著,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中国最优财政支农支出研究

由于"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政府不断增加财政支农支出是必然选择.但是,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不能无限增加,必须确定其最优规模和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既要不断加大财政支农生产性支出,也要增加财政支农非生产性支出,提高基层财政公共服务能力,提供更多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农民身心健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财政支农支出绩效评估与数量优化研究

本文利用经典的DEA模型和改造的四阶段DEA-Tobit效率评价模型,利用2005年数据研究发现:在新农村建设中,财政支农支出效率一般不太高.财政支农投入必须均衡激励农业生产增长和农民生活质量改善,才能促进新农村建设;必须缩减低效财政支出,增加高效财政支出,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及结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1980—2005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C-D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利用1980—2005年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GDP的相关数据,对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和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即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每增长1个百分点,农业GDP将增长0.3087个百分点;目前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偏差。因此,政府应在增加财政支农支出总量的同时,不断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以提高农业经济增长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演变与效率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演变和财政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反映了我国财政支农投入带有明显的"人治"特征,缺乏有效的体制与制度保障。虽然财政支农总体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有促进作用,但由于支出结构不合理,各分类支出间效率差异较大,使得总体效率较低。之所以在国家不断调整财政支农政策和扩大支农支出规模的情况下,城乡差距与"三农问题"却日益严峻,一方面是由于财政支农缺乏有效的体制保障,另一方面可归因于支农支出结构安排不合理。     

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来自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消费者最优消费路径选择的基本框架下,构建了一个政府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最优化模型,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基于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GMM方法对该结论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在通过多工具变量克服变量内生性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将增加0.1367%;进一步的因素分解显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平均贡献度为8.72%,且有逐年增大的趋势。此外,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东部地区。     

财政支出结构扭曲与居民消费——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从总量角度出发,地方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作用,说明财政支出的规模较为合理;第二,从结构角度出发,地方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较大的挤出作用,说明财政支出的结构严重扭曲;第三,各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不同效应,经济建设支出、民生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科技支出与财政支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     

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1998—2008年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东、中、西部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的分别是城市维护建设支出、教育支出和农业支出。从全国范围看,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明显。     

关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作者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流量数据,采用Miuer-Round模型测算中部地区的区内乘数效应及其与国内各区域相互溢出效应.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在国内各区域区际经济联系中获得溢出效应最大,它从国内其他区域获得的溢出效应显著地高于本区域对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中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同时又是对西部地区溢出效应最大的区域,这表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西部地区投资困境及对策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但西部大开发以来,在政府投资向西部地区倾斜的同时,民间资本却通过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渠道由西部流向东部.民间投资的缺失成为西部投资增长的困境,影响到了西部经济增长.本文通过计算投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分析西部地区投资的困境,得出解决西部地区投资困境的方法和途径,以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实现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the ratio of output to capital: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t China��s provincial level

This paper divides the expendi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into the productive and nonproductive expenditure for revealing the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s expenditure on output-capital efficiency through mode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n general, the elasticity of productive expenditure is more than that of nonproductive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refore, the drawing effect of productive expenditure on economic growth is more than nonproductive one. However, the positive drawing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s expenditure on the ratio of output to capital can be displayed only if the expenditure is within a reasonable scale. When the public expenditure has surpassed the limit, there will be a negative influence. Through our empirical analysis on current Chinese economic data, it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drawing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 productive expenditure on the ratio of output to capital is remarkable; howev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xpenditure 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is critically small. In some areas, th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behavior has indirectly become the economic intervention and it reveals the negative effect and low efficiency in high speed of economic growth. It is imperative for Chinese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 by adjusting the expenditure struc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政府行为下创新要素流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8年中国内地31省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法探讨政府行为与创新要素流动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就全国而言,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R&D人员和R&D资本要素流动存在倒U型影响,且地方政府竞争与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与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行为可以协同发力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另外,地方政府竞争和政府支持能够促进周边地区创新要素流动,而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仅能影响周边地区R&D人员流动。在分区域研究中,东部地区3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创新要素流动均存在倒U型影响,中部地区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行为发挥倒U型作用,而政府竞争和政府支持行为发挥正U型作用;地方政府行为协同对中西部地区创新要素流动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东部地区影响甚微。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财政科技支出与城市创新

在创新引领发展背景下，各地区呈现出创新竞争发展格局。基于2013-2019年我国各省市设立的科技创新目标，结合城市面板数据和城市创新指数数据，实证检验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但创新产出目标约束和创新企业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无显著影响。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通过扩大财政科技支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投入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同时，采用门槛模型考察创新投入强度目标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发现当创新投入强度目标超过门槛值2.8%时，会抑制城市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