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信息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家族企业对社会情感财富目标的追求是其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重要特性,社会情感财富目标与企业经济利益间冲突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不容忽视。以社会情感财富为理论基础,基于573家上市家族企业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受市场化程度影响时,家族涉入情境下信息透明度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透明度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促进企业RD投入;家族控制对RD投入有消极影响;当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时,会抑制家族所有者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动机,进而增强其对企业RD投资的积极作用。在市场化程度更高、产权保护力度较大的地区,信息透明度会缓解家族控制权对RD投入的消极作用。     

家族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

家族企业对社会情感财富目标的追求是其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重要特性，社会情感财富目标与企业经济利益间冲突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不容忽视。以社会情感财富为理论基础，基于573家上市家族企业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受市场化程度影响时，家族涉入情境下信息透明度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透明度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促进企业R&D投入；家族控制对R&D投入有消极影响；当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时，会抑制家族所有者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动机，进而增强其对企业R&D投资的积极作用。在市场化程度更高、产权保护力度较大的地区，信息透明度会缓解家族控制权对R&D投入的消极作用。     

制度效率、家族化途径与家族投资偏好

文章以家族企业投资决策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转轨与新兴双重特征下家族控制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机理。研究发现,家族控制人的风险规避偏好在投资决策中占主导,家族企业的长期投资规模小于非家族企业,其偏好于实体资本投资而限制高风险的R&D投资活动;家族风险规避偏好的短期投资行为在通过并购重组实现家族控制和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更为显著;较高的制度效率可以减少家族控制人的风险规避动机,促进企业投资活动增加。     

CEO接班人如何决定企业的R&D投入?——基于前景理论的分析

文章选取2006-2012年沪深两市年报披露RD投入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基于前景理论通过分析领导权变更情境下CEO接班人对"潜在收益"与"潜在损失"的权衡过程,考察了CEO接班人上任后的企业RD投入决策。研究结果表明:CEO接班人上任后会显著降低企业的RD投入;企业业绩越好,CEO接班人上任后降低企业RD投入的动机越强;而随着CEO接班人年龄的增长,其上任后降低企业RD投入的动机会减弱。     

大股东控制、控制权私人收益与投资风险

基于大股东控制所产生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我们通过一个严格的数学模型发现：由于大股东控制而产生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将导致企业投资于高风险项目；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将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公司其他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强，公司的投资风险将会降低；相比于非生产性大股东的公司，生产性大股东的公司将会投资于更高风险项目。我们的研究对于认识大股东控制下的公司投资行为，以及通过如何改进股权结构．加强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防范家族隧道行为的监管博弈分析

本文的博弈分析从证券市场监管的外部治理环境找出对家族隧道行为产生影响的监管因素,目标在于完善证券市场机制,加强证券监管力度,规避企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经过研究,证实了违规交易的收益越高,家族投机心理越强这一舆论关注的现象,同时也发现证监会监管策略b*与家族违规的成本呈反向关系,而家族违规行为策略a*与证监会声誉损失也呈反向关系。     

家族企业特征与投融资政策选择

本文将家族企业"控制权特征—管理权特征—决策行为"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从投融资政策角度,对经理人的行为选择以及金字塔控制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基于2008~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家族企业样本研究发现:家族经理人倾向于采用低负债、高长期投资政策;金字塔控制对家族经理人低负债政策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高长期投资政策没有显著影响。以上结果表明:家族经理人具有明显的控制权偏好和风险规避特征;家族经理人与职业经理人在决策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而金字塔控制对其决策行为具有调节作用。     

大股东治理与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

管理者的机会主义引发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及其相关的股权结构特征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呈倒N型的曲线关系,即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作用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2)非国有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更有力;(3)次大股东的存在有利于发挥大股东的激励效应,抑制大股东的防御效应,特别是当大股东不处于控股地位时。     

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会使民营企业更多避税吗?

近年来,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社会知名人士取得境外居留权的行为成为媒体和公众热议的话题,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境外居留权是否会为企业的避税行为创造便利？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文章分析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对企业税收决策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一方面,境外居留权可能给企业实际控制人从事不合法或不合规的行为提供了“保护伞”,这会使得该类企业更有可能从事避税活动;另一方面,实际控制人具有境外居留权的企业也有可能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其税收规避活动更易被发现,从而也有可能会更少地从事避税活动.实证结果显示,当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时,企业的避税程度显著降低了.这支持了第二种理论路径的预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比重较高时,境外居留权与企业避税的负相关关系会被显著弱化.这是因为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越大,其从企业节税收益中获得的比重也就越大,从而使得企业具有越强的避税动机.文章补充和拓展了当前关于企业高管(董事特征)影响企业决策的研究文献,对税务部门的相关税收征管工作也有重要的启示.     

股权质押与大股东双重择时动机

择时动机是大股东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股权质押行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明的研究视角。文章以大股东决策中可能存在的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双重择时动机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大股东的股权质押意愿和质押规模与股票错误定价显著正相关,即上市公司股价被高估会推动大股东股权质押;相对于信贷紧缩时期,大股东在信贷宽松时期更愿意进行股权质押,且质押规模更大;股票错误定价和信贷政策会同时影响大股东的股权质押意愿和规模。文章结果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存在对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双重择时动机。文章的研究结论拓展了关于市场择时和股权质押的研究文献,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大股东决策动机以及大股东股权质押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理解。     

大股东股份增持的动机与效应研究

2012年,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事件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文章通过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大股东增持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从动机看,非国有大股东的增持决策与公司前期股价的低估程度显著相关,而国有大股东的增持决策与公司前期股价表现之间的关系则较弱;从后果看,国有大股东增持后一年内股票超额报酬率的改善程度比非国有大股东增持后显著要低。这些结果表明,非国有大股东的增持是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化行为,而国有大股东的增持则可能是配合政府政策的短期行为。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国有大股东的这种非市场化增持行为在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中尤为明显。     

大股东减持的支持效应研究

大股东减持动机可分为即时性获利动机和长远性获利动机。掏空与支持是大股东为了实现长期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方向不同的利益转移行为,前者是大股东即时性获利行为,后者是大股东长远性获利行为。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与支持行为是对称的,支持可能是为了将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也可能是为了以后进一步的掏空。     

终极控制权、外资持股与隧道输送

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隧道输送行为一直都是监管的难点和研究的热点。基于终极控制权的分析框架,并借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关联债权债务,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隧道输送行为和外资持股对其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绝大部分中国上市公司都被政府所终极控制;对于家族所控制的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确实可以影响到大股东的隧道输送行为,但对于政府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此效应并不明显;外资股东的存在能有效地约束家族终极控制者的隧道输送行为。     

经理人异质性与大股东掏空抑制

对经理人能否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现有文献鲜有研究。本文基于经理人异质性的分析视角,按照独立性将经理分为一体型、依附型和独立型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博弈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经理对大股东掏空行为以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以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独立型经理能够对大股东掏空产生有效的抑制,依附型经理对掏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一体型经理则会激励大股东掏空。同时,通过将掏空和非正常在职消费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发现,经理人的非正常在职消费程度随着其独立性的提高而降低,经理人追逐非正常在职消费的动机越强越有可能与大股东形成合谋进而加剧掏空。本文还发现,公司价值与经理人独立性呈正相关关系。因此,经理人的独立性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在抑制大股东掏空及提升公司价值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与大股东的寻租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处于大股东的超强控制状态,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大股东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本文研究了我国资本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大股东通过操纵报告盈余来改变会计盈余的时间分布和误导投资者,从而攫取更多的隐性收益,造成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降低.研究结果表明:(1)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可以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2)大股东的收益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而提升,中小股东的财富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而降低;(3)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将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因此,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了对小股东财富的掠夺效应,造成了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公司价值、声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多个大股东能驱动企业降低过度负债水平吗

本文以结构性去杠杆为政策背景,选取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多个大股东能否驱动企业降低过度负债水平。研究发现,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更低。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其他大股东通过监督和退出威胁发挥治理效应,降低了企业过度负债水平。具体地,其他大股东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的作用路径抑制了控股股东的自利动机,进而降低了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完善的制度环境降低了其他大股东的监督成本,有利于其治理效应的发挥;并且其他大股东有助于缓解过度负债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提升了企业价值。     

大股东控制、投资者情绪与定向增发折价

本文选取2006-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几乎所有实施定向增发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大样本数据把大股东控制和投资者情绪对定向增发折价的影响进行全面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一级市场中,当大股东参与认购时,其能够获取定向增发的折价水平就比较高,机会主义动机越强,折价水平越高,大股东控制作用比较明显：在二级市场中,投资者情绪与定向增发折价也存在正相关关系,投资者情绪高低显著影响折价水平的大小;最后,本文也发现大股东控制作用也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在牛市下大股东控制作用容易导致发生掏空行为,在熊市及震荡市下,大股东的控制作用受到一定约束,他们可能会通过虚增资产来达到利益输送的目的。     

雾霾污染下的污染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

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污染企业正逐渐成为慈善捐赠的主力军。以2009-2016年A股污染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基于制度理论研究了环境保护政策对污染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有效性,探讨了由雾霾引发的环境质量变化对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程度越大,污染企业开展慈善捐赠活动的可能性越低,并且捐赠投入会更少;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不受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影响,重污染与非重污染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表现没有明显差别;此外,污染企业无论是否受到环境规制均不会影响雾霾对其慈善捐赠行为的规避作用。上述结果表明,污染企业在雾霾污染持续加剧的情景下,反而会表现出逐渐弱化其社会责任行为的"异常"现象,相较于慈善捐赠带来的声誉效应(即"雪中送炭"),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更多存在为减少公众关注(即"雪上加霜")的隐匿动机。同时,由于政府环保政策产生的管控压力不足,重污染企业未能被促使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当家族企业面临数字化变革——基于社会情感财富和技术变迁互动视角的解释

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国家大数据战略实施的微观基础。中国家族企业必须适应数字技术变迁，而其重视情感财富的人格化特征与数字技术的去人格化本质存在紧张关系。文章基于社会情感财富与技术变迁互动的历史比较视角，运用2020年全国24 832家企业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基本关系机理的维度，由于家族的社会情感顾虑，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比非家族企业要低，且家族控股比例越高，这种情况越严重，而制定跨代传承计划有利于数字化转型。从适应机制的维度，健全正式治理制度和引进国有资本能够通过约束家族情感目标和引进异质性资源来弥合“数字鸿沟”，而疫情冲击进一步激发出家族企业韧性和情感的人格化优势，倒逼其实现数字化转型。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国家股权和正式治理的影响机理，以及家族企业主和二代积极接触、学习数字技术的重要性。文章呈现出中国家族企业积极适应新兴数字技术并与之相互依存和共生演化的真实图景。     

家族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解释

本文利用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家族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了激励强度(治理因素)与绩效困境(环境因素)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家族企业对其代理人实行强激励政策时,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倾向减弱;当企业绩效不佳时,家族委托人具有减少社会责任承担的意愿,而受到强激励的企业代理人却试图增加承担社会责任。上述结论拓展了对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内部机理的认识,并验证了多目标情境下家族企业代理人以调整社会责任承担为手段的自利投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