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阶段的技术创新特征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产业研发投入和产出进入快速增长期,而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仍待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活力显著增强,产业结构呈现名义高端化趋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低技术和中低技术行业研发强度差距不大,而中高技术和高技术行业差距显著;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提升,而基础研究支撑力量相对较弱。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技术创新制约因素表现在:激发企业技术创新活力的制度环境有待优化、政产学研协作分工机制有待完善、人力资本供给支撑能力有待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不健全、科技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建议加强公共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改善科技创新效率;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促进技术创新成果交易转化;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增强人力资源供给保障;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拓宽技术创新融资渠道。     

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了吗？——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数字金融打破“资源诅咒”效应,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将“生态高地”转变为“经济高地”,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从分项指标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对“绿水青山”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资源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探讨货币紧缩下的企业融资方式

近年来,由于要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我国采取了货币紧缩政策的宏观调控模式.本文通过对我国企业融资现状的分析,指出了货币紧缩政策对我国企业融资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根据我国宏观调控的大前提,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和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货币紧缩下,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应采取的措施.     

金融发展体系、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及转化——来自省域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

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提升及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过程都需要完善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本文利用1998-2009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构建检验金融发展体系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作用及促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金融发展如何影响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及促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途径进行了探析。结果显示:我国省域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具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效应。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结构均为影响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重要因素;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金融发展体系的影响,引入金融发展变量与创新产出的交互项后,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充分发挥金融发展体系效率在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提升中的贡献,对促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有效转化非常重要。     

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与企业风险信息披露

打破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是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措施。基于2008—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表明，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后，企业风险信息披露水平显著降低，这一负面影响在政府隐性担保能力较弱、地区金融资源较匮乏、信用评级较低以及无第三方担保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影响发债企业减少风险信息披露的内在机制是通过提高投资者负面情绪和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信息操纵动机实现的。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刚性兑付”打破后，企业减少风险信息披露虽然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但是会加剧资本市场异常波动，不利于资本市场稳定。因此，应着力完善债券风险对冲机制，构建市场化信用机制，并加强对企业文本信息的监管，缓解“刚性兑付”打破对市场造成的信用冲击。     

技术创新—河北企业面临的紧迫课题

近几年来，河北省紧紧围绕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认真实施“科教兴冀”战略，以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大力组织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探索了“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和机制，实施了“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有效地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提高。目前，全省已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7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35个，企业技术创新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实质性的进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批重点新产品和学键枯木在绿济律诗中方挥了重著作用。1996年填补省内空白的…     

供应链金融能否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现有关于供应链金融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其金融属性与供应链属性的有机统一,同时也缺少对核心企业这一关键参与方的关注,特别是供应链金融与核心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文章基于2010-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实证研究供应链金融对核心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基于融资效应假说和关系效应假说验证其内在作用机理,同时还检验了不同的供应链金融开展方向和供应链金融能力对创新提升的差异影响,以及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后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显著提升核心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同时面向上下游企业开展双向供应链金融和具有高供应链金融能力的公司,供应链金融的创新提升效应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在高融资约束组和低供应链关系组中更显著,而在低融资约束组和高供应链关系组中不显著.这支持了供应链金融激发创新的融资效应假说和关系效应假说.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有利于创新产出的产品市场竞争力提升和企业价值增殖,同时也能提高供应链绩效.文章拓展了供应链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边界,也丰富了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为供应链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思路.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出路——“天使投资”探析

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国家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力量，对于推动我国的技术创新和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科技部研究中心今年完成的一份调研评析报告却传达出一个令人担忧的信息：近年来，我国科技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出现下降趋势，盈利能力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严重影响了企业后续的科技创新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是高科技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严重不足，融资困难。在我国当前的融资环境下，发掘“天使投资”潜力对于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具有的重要意义。     

我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设想

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发展,要从观念、机制、政策、监管和法律制度等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建立规范化的融资机制和渠道.相对于大企业来讲,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条件和空间则有限得多,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少,且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形式的来自民间的债权和股权融资活动十分活跃.这些民间金融活动的频繁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目前融资体系的缺陷,即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并不通畅,相对充裕的社会资金面对的是相对狭窄、有限的投资通道和投资方式.     

民间金融法律关系探析

农村民间金融在我国已有上千年历史,自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迅速。在农民生活、农业发展和涉农经济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是满足“三农”需要的一种有效的融资机制。发展民间金融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由于民间金融的发展存在巨大的市场风险,需要一定的金融法律制度条件予以约束,使之形成对正规金融的优势互补。文章着重从法律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范化的路径,以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提高中小企业、个体户的融资效率,拓宽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使之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大显身手。     

金融结构、创新模式与技术创新效率

技术创新的研发和转化离不开金融支持。本文从创新价值链和创新模式出发,构建金融结构、技术创新模式与技术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三阶段DEA-Tobit模型和广义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模式转变、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技术创新研发和转化两个阶段的规模效率较低,导致研发综合效率和转化综合效率存在“双低”现象。从金融结构来看,存在着最佳的金融结构与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相匹配,使技术创新效率达到最大。从影响机制来看,银行和金融市场存在互补关系,分别匹配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从金融结构分工来看,相对于银行来说,金融市场对技术创新效率以及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重要性呈现上升趋势。     

论不同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从金融功能出发，分析了不同金融结构——以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与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由于银行中介的风险内部化，且在信息处理上不能反映存款人的不同观点，使其不适合为高风险、高收益的高科技产业融资；而金融市场有利于投资者通过资产组合分散风险，且能提供表达不同投资者不同意见的机制，使其更能支持技术创新。这一结论已为发达国家产业发展所证实。在此基础上，解释了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金融制度原因，并提出了有关的对策建议。     

我国宏观金融调控手段实施障碍与突破

<正> 近年来,我国金融调控机制虽然得到了明显改善,但经济运行陷入了“过热——紧缩——市场疲软——启动——过热”的怪圈的原因之一仍是金融宏观调控能力脆弱,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对称。 经济增长要付出与之数倍的货币投放量的沉重代价,使货币政策成为赶超型经济的源头。这一事实反映了我国中央银行宏观金融调控手段实施障碍,如无突破举措,其后果将有悖于经济体制及金融体制改革的初衷。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主业发展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投资收益相对较高的背景下，实体经济出现金融化趋势，甚至已经影响其主业发展，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可以通过资本支出影响企业主业发展，过度融资调节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资本支出的影响。门槛模型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存在债务担保能力的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国有非金融企业、小规模非金融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高的非金融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验证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有效提升企业主业发展的适度边界，为防范非金融企业过度金融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企业融资结构的迷思与优化

现代企业应根据自己的目标函数和收益成本约束来确定最佳的融资结构。对照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论，笔者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非上市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现状，进而从金融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金融制度二元化特征、资本市场的体制性缺陷以及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机制的约束等因素严重制约着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笔者将试着先分析中国市场运行现状的缺陷，在引出我国融资结构优化的重要性和应对方式。     

发达国家促进中小民营银行发展的做法及启示

政府主导型金融制度的安排,使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金融制度单一化与企业制度多元化的反差,导致中小民营企业贷款难、融资难。如何改变制度安排,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建立与发展定位于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中小民营银行,破解制约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融资"瓶颈",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对此,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值得研究。     

制度环境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通过外部制度的安排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制度变迁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以2004-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R&D投入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R&D投入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指数、法制环境指数、融资环境指数和产品市场环境指数与公司R&D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可以促进公司加大R&D投入,进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持续提高创新优势的源泉应包含较高的市场化程度、良好的法制和融资环境以及公平的产品市场环境。     

营商环境优化推动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吗——基于中国民营制造企业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民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从营商环境优化视角探索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基于中国实际,构建纳入地区营商质量的中间品选择模型对内在机理进行挖掘,从民营企业面临融资歧视的现实问题入手,将地区、产业与企业数据结合展开多角度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具有一定的金融传导机制,其显著提升了民营制造企业生产率,能够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研究表明,该作用并非依靠民营制造企业融资规模的增长,而是源自长期债务获取能力的提升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本文通过将民营企业融资问题和国有企业内部金融化问题加以区分,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是提高金融配置效率、促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开发性金融培育低碳企业市场化融资能力的机理分析

目前,金融支持我国低碳企业发展的工作重点是培育其自主开展市场化融资能力.开发性金融机构可借助国家信用和信贷支持降低低碳企业融资中的非对称信息、化解融资风险、培育信用发展机制,促进其尽快成长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实现市场化融资.按照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发挥好国家开发银行作用,促进我国低碳企业实现市场化融资的工作思路,即慎重遴选低碳企业,合理确定信贷支持规模;培育低碳企业信用增进机制,促进市场化融资能力提升;适时退出低碳企业,推动融资方式和渠道多元化;发挥专业优势,帮助低碳企业实现外部性成果转化.     

政府隐性担保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7—2020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剖析了政府隐性担保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隐性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该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或融资约束偏紧的公司，以及金融分权程度较高或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显示，政府隐性担保提高了企业获得优惠贷款和税收优惠的概率，并且通过缓解“财务风险”抑制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基础上，政府隐性担保亦能增大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本研究为纾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