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影响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型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现有文献多认为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影响生产行为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通过观察日益普遍的私家车购买现象,本文发现,交通基础设施不仅影响生产行为,同时也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据此,本文构造了一个交通基础设施同时影响生产和消费的增长模型,揭示了道路基础设施通过促进私家车消费,进而改变居民消费结构,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为了验证理论命题,本文还构建了中国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道路和道路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可以直接通过乘数效应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消费中私家车数量及其所占比例(消费效应)间接推动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

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投资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许多文献中得以验证,而国内有关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和溢出效应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收集中国各省份1988—2007年的面板数据来验证三大网络性基础设施(即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溢出效应;能源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低所决定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将会继续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从而形成未来我国持续、稳定高增长的强大动力。     

资本市场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隙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膨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促进了经济增长。     

四川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首先从投资乘数原理、区位可达性和生产要素流动等视角,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然后以协整理论为基础,选取四川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四川省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检验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支持前述影响路径。为此应进一步强化四川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并促成四川省交通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吗?——基于高速公路建设与制造业企业要素投入的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被证实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但其中的作用机制仍然众说纷纭.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不同是国家间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为了验证交通基础设施是否确实影响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了经济绩效,文章将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与高速公路建设数据进行匹配,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改善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距离高速公路更近的城市,企业的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差异更小.具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降低了同时使得资本和劳动投入偏离的产出扭曲,使得企业的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更为接近.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高速公路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价格加成和行业集中度等,而通过企业存货产生的作用并不显著.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集聚——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6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不同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梯度性,从而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随着中国经济从工业化阶段逐渐迈进城市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由集聚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受到城市规模的约束,多样化对大城市作用显著,而专业化对中小城市作用显著。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发展对经济集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城市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政策参考。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影响了区域创新

基于2000-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以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两种模式为切入点，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自主创新，抑制了模仿创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扩大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带动产业升级和减轻环境治理负担等路径间接影响区域创新。此外，公路建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力远小于铁路建设，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力远大于东、中部地区。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模式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程度也逐步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辨证关系,只有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只有保证了经济的不断发展,才能有实力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实施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要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关系到人们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所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作用。只有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各地区交通运输通畅,才能发展各地经济,保证我国经济稳步增长。本文着重介绍交通基础建设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模式,阐述了交通基础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