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新媒体时代政治沟通的新特征

新媒体为党的政治沟通的新媒介,提供更为丰富的途径和手段。在新媒体形式下,新媒体对党的政治沟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党的政治沟通呈现出新的特征。     

关于农村商业银行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金融行业的竞争领域己从传统的金融业务扩展到金融文化领域,出于竞争需要,大量的外资、股份制银行大举扩张打出层出不穷的文化牌。对于由农信社改制而来的农村商业银行来说,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构建起符合自身发展特色、有效增强企业凝聚力,塑造贴近农村区域银行品牌的企业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对农商行成立后如何建设新时期企业文化作一些探讨。     

韩国:加入GPA后如何开拓海外采购市场

韩国是亚洲较早实行政府采购的国家。1949年实行局部集中采购制度后,经过许多年的发展变革,其政府采购制度已日趋完善。韩国对政府采购主要采取集中、分散和竞争3种方式进行,其中特大型采购项目都由调达厅代为进行,体现了比较集中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另外,韩国已形成一套独立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制     

何时思过

吴江同里镇有座退思园,占地不多,亭台楼阁,临水而筑,在江南私家园林中颇具特色。每年到此游览参观的人有几十万。我想,相当多的人也许是慕这个园林的名称而来的。退思园的园主是清光绪年间安徽的一个兵备道台,因被慈禧定罪而遭罢免,回家后把自家的园林题为退思园,以表“在职尽忠,退则思过”、“退而思过,进而报国”。     

国外合作社立法综述

国外合作社立法的百年历程 作为工业革命产物的合作社运动最早起源于欧洲,而合作社立法是合作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据CAPAC(合作社发展促进委员会)信息库提供的信息显示,目前全世界至少已有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颁布了有关合作社的法律,对规范合作社行为,维护社员的正当权益,促进合作社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取得成效

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联合举办的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中美金融界第一次大规模高层次的交往。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分别会见了美方代表团全体成员。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出席会议,致开幕词和闭     

阐释与救赎--从《译者的任务》看本雅明的救赎观念

郭军老师在她为《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语言的种子》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本雅明的一生都在执著地阐释一种传统……从充满神学色彩的语言论到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转向‘拱廊计划’，无一不是把世俗的历史还原为寓言、索引，以此来阐释传统何以能够穿越现代性的废墟而复归，并把这种复归叫做救赎。”     

1999～2015年沈阳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沈阳市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将1999~2015年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不同划分为1999~2003年、2004~2009年和2010~2015年3个时间阶段,并从人口、耕地、产业和宏观经济等4个方面确定10个指标研究其对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深入分析沈阳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驱动力的作用机理及扩张的特点,为沈阳市制定合理的土地调控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选取地区生产总值等10个影响因素,分别计算了沈阳市3个尺度上各社会经济因素与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的关联程度,分析各因素对3个时间尺度上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以及各因素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1999年以来人口与城市化、耕地、产业、宏观经济等方面因素都对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张形成了重要影响.其中,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发展是影响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最主要因素,但2010年以后影响作用明显减弱;产业因素对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仅次于人口与城市化,并于2010年以后成为首要影响因素;由于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和后备资源的日渐匮乏,建设用地扩张对耕地的占用呈减少趋势;宏观经济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弱于以上3方面因素.2010年以后,由于城市化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以及"后全运时代"的影响,产业因素影响作用明显加强,其他因素不同程度有所减弱,且预计这种趋势未来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结论]为更好地发挥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土地要素的保障作用,促进新常态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下一步沈阳市要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提高土地城镇化质量;合理优化城市发展空间,科学划定"三线";挖掘存量用地潜力,拓展建设用地扩张新空间;此外还要做好建设用地集约研究.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