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际增长溢出效应及其差异——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30个省市1979-2006年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邻省发展水平变量,实证分析了中国区际增长溢出效应及其差异。结果发现:全国及分区域的样本范围内都存在着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相邻的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单向溢出效应,即与东部相邻的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溢出效应而不是相反;相邻的中部地区和西部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双向互动格局;这种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增长溢出效应方向上的差异性虽然有助于弥补相对发达的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但却会日益加大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从而不利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被分割的区域经济运行空间——基于区际增长溢出效应差异性的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市1979-200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邻省发展水平及其细分变量,实证分析了中国区际增长溢出效应的差异性以及区域经济运行空间的分割问题。结果发现:全国及分区域的样本范围内都存在溢出效应;相邻的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单向溢出效应,即与东部相邻的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溢出效应而不是相反;相邻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双向互动格局;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运行形成了以东部地区外向型和中西部地区内向型为主要类型的两种经济运行系统,且这两种经济运行系统之间缺乏互动性,形成了相互分割的两种经济运行空间,这是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原因。     

中国分割的经济空间:基于区域间经济增长溢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阐述了经济空间的E-关联和K-关联,使用1979-2011年全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区域间的增长溢出效应和区域经济运行空间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形成了东部地区"外向型"和内陆地区"内向型"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运行格局;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内陆地区没有形成溢出效应,相反内陆地区经济增长对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内陆地区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经济关联,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表现出"互补型"区域关系,而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表现出"竞争型"区域关系。由于我国经济空间是分割的空间,因此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要形成全国"统一"的经济空间和内陆"互补型"经济空间。     

我国不同地区间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之间的技术溢出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由KQ(专利申请受理量)代表的知识存量对中西部地区的技术产出均为正溢出;同时,在东部地区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溢出中,对中部的溢出相对于对西部地区的溢出而言,中部地区都明显地高于西部地区。此外,西部地区由KQ代表的技术产出对中部地区技术产出是负溢出的作用;而相反地,中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技术溢出则为正值。因此毫无疑问,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制度环境、吸收能力与新兴经济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检验

现有研究关于新兴经济体OFDI是否存在显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未取得一致结论,且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和制度发展存在"非均衡推进"特征,在此背景下,文章以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为例,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母国制度环境(包括法制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和吸收能力(包括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对新兴经济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可促进母国技术进步,且在各区域制度环境和异质吸收能力影响下呈现出地区差异,积极而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生在东部地区,而非西部地区;(2)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是新兴经济体能否获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且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在法制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条件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边际效应趋于平缓.因此,新兴经济体应鼓励技术寻求型OFDI,优化OFDI区域空间布局;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母国自身的制度环境质量;提高对东道国技术溢出的异质吸收能力,从而促进新兴经济体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提升.     

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只是线性关系吗

本文通过引入人力资本部门内的溢出效应,在理论模型推导基础上,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鲜明的非线性关系,且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门槛值(7.68)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81);同时,由于受人力资本自身存量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非线性关系,只存在一般的线性关系。     

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及子维度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在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推动效应在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知识产权保护在东部、中部地区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在西部地区表现为单一门槛效应。未来应适度超前部署数字新基建、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施数字经济均衡化发展战略，赋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和22个东道国面板数据,基于国际R&D溢出模型和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金融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中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且与金融发展水平、国内R&D活动和经济开放度对TFP均呈现显著正向效应,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二是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显著正相关,中部地区显著负相关,而西部地区溢出效应不明显;三是中国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TFP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虽表现出正相关性,但不显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高于中部地区,地方经济增长水平与金融发展并不呈现显著相关性。如何充分利用OFDI与金融发展来有效推动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中国影响就业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中国东、中、西部就业增长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增长要素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在西部较明显,东、中部并不明显;出口比率要素在东部和西部能显著影响就业;如果东、中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多依靠总投资拉动,会对本地就业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未来需要更多通过扩大总消费水平来促进经济增长;东、中部的物质资本积累能显著促进就业增长,而西部地区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的政府规模扩大对于该区域就业增长有很大促进作用;三个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对就业增长都不明显,城镇化的内生就业创造功能在各区域也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差异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FDI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起着关键作用,而FDI来源国差异性也日益成为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对FDI来源国进行了5组划分,同时基于全国总体,东部、西部、中部三个区域和中国南北方地区,分别研究了该因素差异性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建立以区域金融实力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2-2012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地区,区域金融实力对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直接促进效应,提升区域金融实力可以显著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FDI溢出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和方向都存在基于区域金融实力的双门槛效应,FDI的引入必须与区域金融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区域金融实力较低时,过剩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当区域金融实力提升到或跨越临界门槛值后,适量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一个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台湾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扩展的CH模型

运用2000—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扩展的CH模型,分析了台湾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结果表明,台资总体上对大陆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因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对于大陆整体而言,台资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影响力度较小;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台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对于不同地理分布的地区,台资在大陆东部与中部地区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但在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关联性与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提出了区域间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定义,并以此定义为基础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四大政策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西部与东部及东北地区间均形成了良好的相互促进的经济增长关联性。同时,中部、东部及西部等三大地区之间也形成了较好的经济增长关联性。除此之外,其他区域组合之间不存在经济增长关联性。②西部经济增长是东部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东部、东北及西部同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③利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分析了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受到干扰后对其他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发现,发达的东部地区对欠发达的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然而,这些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对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产生较强的推进作用,而且,欠发达区域之间也没有形成相互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最后,提出了增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程的政策建议。     

省及省以下财政分权与省际经济增长

本文重点检验了省及省以下财政分权对省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发现省级财政分权和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省际人均GDP增长率影响为正,省以下收入分权和财政自给率对人均GDP增长率具有负向影响。根据不同区域地理状况,本文同时将总体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检验了财政分权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样本研究也支持了省级财政分权和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的观点,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正相关,与中部和西部地区负相关,省以下财政自给率对中部地区具有正向影响,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影响为负。     

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中国东部和西部的省级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对东部和西部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和西部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明显差异;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并且科教文卫与经济发展具有双向短期因果关系.因此,在不同的区域条件约束下,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并无稳定一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协整分析与区域政策选择--兼论"中部塌陷"现象

文章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协整分析和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是西部经济增长与中部、东部经济增长均有协整关系,但中部与东部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协整关系;西部经济增长促进了东部经济的增长,东部反过来也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增长,但对中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大;中部不是东部和西部经济增长的葛兰杰原因,由此显示出我国区域经济非协调发展的基本特征。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还对中国区域经济非协调发展及“中部塌陷”的机理作了理论分析,并给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旅游业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旅游业人力资本是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就全国层面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旅游人力资本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全国层面和西部地区的高等旅游人力资本、中等旅游人力资本与国内和国际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旅游业从业人员与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与国际旅游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不显著;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高等旅游人力资本、中等旅游人力资本与旅游业从业人员均与国内和国际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面板数据回归分析表明：在全国层面,高等旅游人力资本对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区域层面,高等旅游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和中部地区的国际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等旅游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的国内和国际旅游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业从业人员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制定我国旅游业人力资本政策时在坚持因地制宜、有所侧重原则下不同区域应采取的相关对策。     

资源产业集聚、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1990-2010年我国中、东、西部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资源型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资源型产业集聚等因素对该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根据被解释变量的不同特征,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两种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结果表明：（1）资源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东部地区并不明显;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全国总体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有所差别。（2）技术创新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性,在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为依次减弱;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产业集聚显著地“挤出”区域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