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社会地位感知对创业承诺的影响：时空比较视角

社会地位感知是人们生活与工作的一股强大力量，深刻影响着个体行为表现以及创业者的创业承诺。选取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CLDS)数据，基于时空比较视角，从主观社会地位、地位感知偏差、地位邻里比较、主观流动感和流动预期5个方面考察社会地位感知对创业承诺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社会地位偏低的创业者表现出较高的创业承诺；创业者地位感知偏差越小，创业承诺越高；具备向上流动感的创业者拥有更高的创业承诺；当感知地位低于邻里平均水平时，创业者表现出较高的创业承诺。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创业承诺前因研究，对于激发创业者高水平努力提供了一定实践启示。     

互联网使用的主观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使用互联网对其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了人们的整体幸福感,但对于幸福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互联网使用带来的影响并不一致:互联网的使用会显著提高人们的工作满意度,但同时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影响主观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灵活性,进而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使用互联网则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的弱化和主观相对收入的降低,进而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结构剖析与评价——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年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从“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四个层面构建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构模型框架,进而实现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剖析与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层面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潜在传导路径均显著,其中“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7和0.29,影响程度较深;“公共服务保障”“生态环境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9和0.08,影响程度相对较弱.中国政府在制定意在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政策过程中,应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同时关注人居环境的改善,进而增强“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能力.     

客观相对收入与主观经济地位:基于集体主义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集体主义文化的视角研究了人们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人们在其所在区县的客观相对收入水平对其主观经济地位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客观相对收入水平越高,则主观经济地位越高。进一步地,本文在"集体主义"变量构建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集体主义"背景下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氛围更加浓厚的地区,人们的客观相对收入对其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大。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相对收入的分化和主观经济地位感知,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经济行为,更影响人们的幸福获得,政府在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区文化差异的重要作用。     

会计盈余质量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以我国2003²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会计盈余质量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越高,其实际资本结构偏离最优资本结构的幅度越小,资本结构越合理;会计盈余质量的上升会显著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会计盈余质量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负债水平较高时,会计盈余质量对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影响更加显著,而企业负债水平较低时,会计盈余质量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更明显。     

社会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

全面而准确地探究社会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对提升社会资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传统的内生增长模型忽略了时间配置对社会资本积累与居民效用的影响.文章将社会资本积累过程内生化,构建了纳入社会资本的水平创新增长模型,综合考虑社会资本和闲暇时间对经济增长的非单调性影响,通过数值模拟发现: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促进作用;而闲暇时间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即适当地增加闲暇时间有利于社会资本积累.文章还基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网络嵌入性特征,构建了地级市层面的社会资本测度指标,以验证社会资本具备生产要素的属性.实证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促进作用随着区域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升;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的产出效率高于东部地区,从而间接反映了东部地区社会资本过度集聚的现状;投资水平与技术进步是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两条重要途径.上述结论为明晰社会资本的经济属性、激发社会资本的经济效益、推动城市集群协调发展以及缩小地区差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社会地位会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企业的社会性对经济性行为影响的视角研究社会地位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2009—2018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社会地位越高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将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纳入考虑之后,研究发现相比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社会地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果更为显著;相较于拥有金融关联的企业,没有金融关联的企业提升社会地位更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没有金融关联的企业社会地位缓解融资约束的效果最为显著。这些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社会属性”对其“经济性”行为的影响研究,而且能够为民营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提供有益借鉴,尤其是处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地区,且不存在金融关联的民营企业。     

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

幸福感是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关乎个人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然而，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居民主观幸福感却在下降，与此同时，精神疾病患病率和自杀率不断攀升。本文利用2013年CHARLS数据，以五种不同人群作为参照系，从抑郁症状(CES-D)角度实证考察相对生活水平对中国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工具变量模型显示:第一，相对生活水平对中国居民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不同参照系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以同事和同学为参照的相对生活水平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最大，以本县（市、区）人们为参照的影响最小。第二，生活水平的相对效应存在非对称性，相对生活水平较低引起的心理问题加重的程度明显大于相对生活水平较高带来的心理健康的改善幅度。第三，相比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的心理健康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较好地反映了当前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状况。因此，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对改善居民的心理健康具有外溢效应。     

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采用2004年广东省城市居民调查数据,本文发现,个人因素、社区因素、社会因素都显著影响了居民自身的社会信任水平。年龄越大、单身、有除工作外的其它收入来源、有宗教信仰、担任管理人员、职业变动越少、越乐观、对生活或工作的满意度越高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次,日常所讲语言不是其所在城市最通行语言、在出现经济困难时得到过街坊邻居、居委会或街道办的帮助、在本市居住的时间越长、在18岁之前就居住在本市、出生地在本省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第三,对政府、媒体、消费者协会的评价越高以及对工会组织评价越低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此外,居民的各种信任分布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我们的研究为建设诚信社会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信任发展视角: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个体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稳定和谐的社区建设、政府治理的改善、媒体作用的发挥以及消费者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成长。     

组织间社会资本的影响路径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知识管理和权变管理理论,本文探讨了不同内部社会资本条件下组织间社会资本对组织短期绩效和增长绩效的不同作用机制。通过对高科技行业和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短期绩效而言,组织间社会资本和内部社会资本对增长绩效的影响程度更高;相对于显性知识创造而言,组织间社会资本和内部社会资本的影响程度更高。相对于低水平的内部社会资本而言,在高水平的内部社会资本条件下,组织间社会资本通过增强对隐性知识创造的影响程度来提升增长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