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与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内在的联系.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民工"通过"干中学"积累了知识,并在流动中使之产生了溢出效应,同时农民在社区中积累的社会资本在流动过程中依托特有的流动方式得以延伸,降低了农民获取工作的信息成本与在城市生存的交易费用."农民工"的非正规学习及其知识普及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成为中国近3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     

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显著吗——基于区域递归视角的经验验证

基于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产出效应的差异化影响,提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可能存在四个命题,并从要素投入视角提出了劳动力流动存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推动率"两个指标,最后从区域递归视角针对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整体效应的强弱性与显著性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表明,2000-2005年、2006-2011年期间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推动率分别为0.84%、0.12%,远低于学界1.5%-1.72%的估算,即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弱正效应"而非"强正效应",而且这一效应会随地区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弱。     

农民工市民化的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文章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并考虑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职业依赖”特征,在多元劳动力转移矩阵中引入了农民工和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设置了分阶段农民工市民化模拟场景,运用实际与拟合数据评估其动态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和农民工“替代效应”引致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变化,直接改善了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并通过不同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变动促进了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的升级,实现了整个就业市场的结构优化;在供给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带动了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在需求方面,国民收入的改善促进了长期消费增长,而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整体下降则提升了出口规模.因此,农民工的市民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长期的红利.     

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

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决定了环境规制对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存在差异性。基于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理论分析,本文首先利用1998—2014年30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采用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影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负面冲击大于对城镇本地劳动力就业冲击;（2）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存在显著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于2002时,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为-0116;当劳动力市场分割介于1199到2002之间时,抑制效应较大程度下降,为-0042;而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小于1199时,抑制效应转变为正向促进效应,为0106。未来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强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降低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有效发挥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     

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失业:新古典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进展

Aghion和Howitt把熊彼特主义的"创造性破坏"模型与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分析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的框架.在该框架中,经济增长存在着加重失业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和缓解失业的资本化效应.一些学者在此框架基础上讨论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以及就业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相互关系的影响."创造性破坏"的框架,把技术进步作为切入点,为认识增长与失业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     

“三位一体”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分割型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弱健康人力资本的交互累积效应、健康服务支出的沉没成本效应、伦理价值观的惯性约束效应、农民工主体的弱健康服务诉求及信息传递障碍的制约,使我国农民工健康服务供给明显不足,难以形成一个完善的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因此应当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中心、企业广泛参与的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的"三位一体"模式,并设立以企业为核心的制度保障机制,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对经济产出的贡献与收益分享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充分考虑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上的差异,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1991～2010年农民工群体对中国非农经济产出的贡献率及其收入水平,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农民工对我国非农经济产出的贡献率平均为16.37%,其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应地,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相对于其对非农经济产出的贡献比城镇职工偏低。城镇职工对非农经济产出的贡献是农民工的1.63倍,然而城镇职工收入平均是农民工收入的3.43倍。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十二五"期间新一轮扩大内需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工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85-2009年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要素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影响着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在估计3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工业结构变化的技术进步率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在不断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较明显倾向于第二、三类产业;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率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但是主要依靠内部增长效应来促进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其中劳动力的流动对第三类产业具有显著的"结构红利"。     

农业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针对农业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二元经济结构和增长源核算框架下给出新的度量和结果。研究发现:(1)采用劳动再配置效应经典公式评估这种贡献时,通常会产生漏测或过测。在马塞尔增长源分解模式中嵌入劳动的制度异质性,可以得到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近似测算公式。(2)1985—2011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递减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具有相似的波动特征。(3)市场化改革以来,由于非农部门劳动的制度异质性被固化和农村劳动力教育增速放缓,农业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受到了抑制。(4)实施相应制度创新之后,农业劳动力流动仍可为延续"中国奇迹"做出贡献。     

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供给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民工荒"的出现,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促进农民工劳动力供给长期、稳定地增长,对促进我国人口红利增加及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等具有重要意义。当今中国农民工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在其内部已产生了分化。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重要生力军。该文首先对"民工荒"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进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供给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稳定增长的对策建议。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探讨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和转轨进程的同步进行,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技工荒"等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我国三大失业群体,缺乏足够的就业能力,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本文在实地调查采访南京市浦口区及盐城东台市的基础上,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并就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出几点对策。     

人口红利的生发机制与深度开发研究——基于人的生产性视角

在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依赖生产型人口占比上升以获取人口红利的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基于人的生产性视角,通过对经济增长来源的分解发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具有"摊薄"效应和"配比"效应。提升人力资本和劳动参与率会削弱"摊薄"效应,改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和适配度会增强"配比"效应,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口红利深度开发的路径。据此文章提出了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教育水平、优化教育结构、改善劳动力健康状况、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参与率等对策建议。     

论“人口红利”效应的可持续性——基于内需规模和结构的探析

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机遇期。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增长因素,"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关键在于充分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内需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规模和升级内需结构有助于挖掘和缓释"人口红利"效应。     

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浅析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一个经济热点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工工资增长越来越快,已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但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还受到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等种种因素的制约.解决农民工收入问题不仅能够增加农民的福利,也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通过对农民工收入现状的分析,并且通过实证分析各种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从而提出提高农民工收入、改善农民工生活的对策建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农民工流动与农业蓄水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微观证据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农民工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城乡融合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突发性冲击会对其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基于“突发性冲击-农民工流动-农业再就业”的逻辑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论证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就业地点以及农业就业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劳动力供需变化与市场配置效率下降加大了农民工工资下行压力,带来了不利的收入效应；加之不确定性风险较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大,县域内就业增加,农民工流动性下降；由于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农民工利用农业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进行农业再就业,获得暂时的就业保障以抵御公共卫生风险。此外,城市的失业效应与劳动者的替代效应是突发性冲击影响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潜在机制。据此,文章认为将更多农民工纳入就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融合,以及通过技能培训等加强对弱势农民工群体的救助和支持是保障农民工生计、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     

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就业结构在中国的实证检验

经济增长与居民就业之间既存在正面效应,又存在负面效应,在不同发展时期其效应有不同的表现,总体上二者间呈现倒"U"型关系。实证分析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对城镇和农村就业的拉动效应均有限,但对城镇的影响要大于农村。通过对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分析发现,第一产业存在较大的剩余劳动力,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明显不足,第三产业的产业发展与就业则相对均衡。因此,实施积极的产业和就业政策至关重要。     

中国农村劳动力区域性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1978～2008

理论上,劳动力区域性迁移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皆有正反两方面效应,而基于1978—2008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尽管劳动力的区域性迁移带来的效应有正有负,但在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中,农村劳动力区域性迁移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贡献,劳动力地区间的非均衡分布提升了经济增长的效率。     

家庭禀赋、农民工回流与创业参与——来自湖北恩施州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湖北省恩施州的农户调查数据,系统地研究了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及回流后自主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禀赋能够提升劳动力回流农村后的个人发展能力,对农民工回流以及回流后自主创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相比,回流劳动力在农村可以更好地利用家庭禀赋,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和投资回报,这也正是导致部分农民工回流农村的主要原因。丰富的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对于农民工回流有着促进作用,尤其会增加农民工回流后自主创业的可能性。通过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及返乡创业的积极效应,也反映出在农民工回流和返乡创业的过程中农村市场化的滞后和社会支持的不足。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力度,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搭建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平台。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经济学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一个独有的现象。在回顾国内外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的基础上,突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特殊性,应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经济效应,并结合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提出消除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对策。     

论农民工进城对市民就业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市场呈多重分割局面。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性两种就业关系。农民工对在城市一类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市民没有直接影响,但存在间接影响;对在二类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市民产生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总体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农民工会对城市劳动者的就业观念和就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