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发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研究

文章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考察了政府研发补贴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的研发补贴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政府研发补贴持续投入,出口技术复杂度将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此外,企业层面的研究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及国有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对提升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更明显。     

数字化投入、绿色技术创新与出口绿色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

数字化投入是中国推动出口绿色升级的重要实践。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投入水平，考察了其对出口绿色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表明：1.数字化投入显著提升了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从而有利于促进出口绿色升级；2.绿色技术创新是该促进作用的重要渠道，表现为数字化投入通过促进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进而提升了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3.数字化投入对出口绿色升级的促进作用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更为显著，而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则不明显；同时，相较于数字内容和网络投入，数字化生产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4.数字化投入对出口绿色升级的提升具有行业间的传导效应，即上下游行业加大数字化投入推动了行业间出口绿色升级。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领域的文献，同时为如何推动出口绿色升级提供了经验启示。     

数字经济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指标替换、样本剔除等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效果强于西部地区，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贸易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途径。     

政府补贴与企业环保费用粘性: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环保费用数据,运用ABJ模型实证考察企业环保费用"粘性"的存在性及其属性,并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环保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环保费用存在"易跌难涨"的反粘性,而政府补贴则能够抑制企业环保费用反粘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通过提升企业环保投入的资金能力与弱化企业通过环保费用进行盈余管理的意愿发挥抑制效应.另外,该抑制作用在高法制化进程地区的企业、低行业集中度的企业与高污染行业企业表现得更显著,表明上述抑制效应的发挥还依赖于外部法制环境与行业环境.本研究从环保费用粘性的视角,揭示了政府补贴这一政府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作用机理及其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为优化政府补贴政策,强化企业生态环境的主体责任提供了经验证据.     

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

垂直专业化分工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1998～2015年省级层面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垂直专业化有效地提升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在金融危机后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减弱了。垂直专业化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劳动生产率机制实现,但垂直专业化的研发效应较弱,通过研发投入机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较为有限。此外,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对绩效较好企业的影响效果更显著,而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差异不明显。因此,为提高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适度考虑地区企业的特征因素,以充分发挥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与挤出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力图描绘政府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分布,并对两种效应在不同政治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进行探索性研究。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R&D补贴会对企业产生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种效应的分布图呈"倒U型";政府补贴在初始阶段会对企业研发支出起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激励效应会随政府补贴力度的不断增大而减弱,当超过最优补贴值后,会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在补贴方式上,间接补贴的效应比直接补贴更显著。进一步的分组考察发现,企业所处地区政治环境越差、反腐败力度越弱,R&D补贴的效应越不显著,反之亦然;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对民营企业R&D补贴的效应更显著。     

行业锦标赛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以2010—2019年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考察行业锦标赛激励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相应的情境特征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行业锦标赛激励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行业锦标赛的激励效应在不同情境特征下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当CEO参与行业锦标赛竞争意愿较强和CEO职业生涯发展预期较高时，行业锦标赛激励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烈。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锦标赛激励通过缓解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主要表现为过度投资水平降低，代理成本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本文从薪酬激励视角考察了CEO的投资决策行为，研究结论丰富了行业锦标赛激励方面的相关文献，同时为如何有效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竞争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制行政垄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建设的重要保障。本文从限制行政垄断型的竞争政策角度出发,分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论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十分显著。机制分析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提升行业竞争水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间信贷资源误配程度,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并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民营大企业和受中低补贴程度的企业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行政垄断的所有制歧视和提高补贴政策的中性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效率增进效应显著,但创新资源配置效应整体不明显,分行业检验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产业集中度高、分工联系紧密和创新力较强行业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显著。本文对我国统筹竞争政策与创新政策、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改进企业创新激励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多重中介效应研究

在中美贸易摩擦频发、中国传统贸易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应对复杂国际贸易环境的重要举措.而推动协同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途径,研究协同集聚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人员数量增加,产业结构升级也能促进中国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但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也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亦能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制定政策不断提升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大力推动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促进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持续影响.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基于配对倍差法的经验分析

文章利用配对倍差法控制内生性后,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经验分析了补贴对企业是否出口及出口规模的影响。分析结论是,补贴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可能性和出口规模;相对于未补贴企业,补贴企业出口概率增长率高出30%-110%,出口规模增长率高出30%-50%;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大于本土企业,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但补贴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在入世后特别是近年来才显现。这意味着补贴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从政策层面看,尽管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等政策手段帮助企业走出国门,但要在国际市场实现持续增长仍要靠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持续出口企业创造了更多就业吗?

出口能够带来就业效应,这已成为一个共识;但以往研究只关注了出口与否对就业产生的不同影响,并没有讨论出口持续程度的差异造成的就业效应偏差.文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首次考察了企业出口持续程度与企业就业人数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提高确实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且这种就业创造效应是动态的.(2)持续出口企业创造更多就业的机制在于,持续出口企业更有可能获得高额利润,具备更好的创造和维持岗位的能力,从而带来更大的就业规模.(3)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并没有显著改变持续出口企业创造更多就业的事实.因此,政府在鼓励出口时,应该更加重视帮助企业维持其持续出口能力,通过加大对出口企业产品研发和制造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从根本上提升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经营管理能力.     

出口导向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间FDI竞争——基于寡占竞争模型的理论分析

文章建立了一个两国竞争模型,重点分析了进口关税与出口补贴等战略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1)当两国都采取出口补贴的外资激励政策时,工资水平和进口关税对发展中国家间FDI竞争并没有直接影响;(2)对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来说,当两国的关税水平都较高时,出口补贴政策增加流向本国的FDI,而当两国关税水平大幅下降后,出口补贴政策反而不利于本国FDI竞争。文章的结论对当前我国战略引资和出口退税等政策的调整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智能制造业创新产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是否协同助力

基于2015—2019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对创新产出的协同作用，研究不同产业类别、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不同区域下政府补助的异质性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产出均有显著激励作用，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对智能制造四大行业的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其中对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产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高市场竞争环境下，政府补助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分区域看，东、中部地区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东部地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的协同促进作用更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弱。结论对政府制定智能制造业补助政策、完善创新市场环境、促进政府与市场发挥协同创新作用等具有参考价值。     

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国有企业R&D投入

当前,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助金额快速增长,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动态的外部环境中,更应该关注研发资助波动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从政府资助波动视角对企业R&D投入进行考察,运用面板数据聚类分析法对2011-2018年我国各省市技术市场发展程度进行划分,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对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企业R&D投入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具有负向影响;②技术市场发展程度对企业R&D投入具有逐渐减弱的正向影响;③技术市场发展程度显著调节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的负向效应,并最终达到正向效应。最后,提出各省市合理制定政府资助计划、加速技术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2011-2017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微观数据

选取2011-2017年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混合OLS、固定效应模型及GMM模型分析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研发具有促进作用，但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高新技术企业，政府补贴力度不尽相同；对于不同地区来说，政府补贴对一线城市扶持力度较大，对其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激励作用比较显著，对于二、三线城市的扶持力度不够，对其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激励作用相对较弱；对于不同行业来说，政府会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某一行业制造业财政补贴力度，如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最后，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溢出效应、R&D合作及政府补贴

为了纠正技术研发的负外部性(溢出效应),政府一般可以选择3种政策工具,即专利制度、R&D合作以及政府补贴。对厂商进行R&D合作和向厂商R&D提供补贴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考虑3种博弈情况(即R&D竞争、R&D合作和垄断),当溢出率较小时,最优R&D补贴提高了R&D的水平、增加了研发产出和厂商利润。     

政府研发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来自新能源企业的实证

主要探讨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以及专利强度在二者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中国2008-2018年228家新能源企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外部融资有正向影响,即政府通过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产生光环效应,增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机会;②专利强度显著正向调节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与企业长短期债务融资的关系,而对企业获得股权融资则无显著影响,即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在决定是否对企业进行投资时更关注企业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