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溢出渠道的视角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入中国的外资增长迅速,同时中国企业也逐渐融入以价值链为主导形式的国际化分工中.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并结合投入产出表,研究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结果 发现,行业内水平溢出渠道对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高有着抑制作用,而行业间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渠道均促进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高.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以2002年中国政府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结果发现外资进入显著提高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此外,本文发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外资进入对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的影响机制.最后,本文基于"双循环"新格局视角,从营商环境、投资粘性、科技创新和不确定性事件的应对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就业效应研究:中国的经验分析

嵌入全球价值链是我国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主要方式,文章通过图形分析得出我国企业以"贸易型"和"产业型"两种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就业数量、工资水平、技能劳动力需求和女性劳动力就业影响的理论假设,并利用我国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认为:企业以两种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显著提高企业雇用劳动力的数量、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和女性劳动力的雇用数量,但是对雇用高技能劳动力具有不同的影响,"贸易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雇用高技能劳动力影响不显著,"产业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雇用高技能劳动力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分析

全球价值链嵌入被认为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探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是否与其影响经济贸易的逻辑一致,本文运用微观和城市层面的结合数据,研究了中国285个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2)从地区异质性上看,中部地区的检验结果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东部地区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提高会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西部地区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出口产品质量没有显著影响.(3)从嵌入度异质性上看,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只存在于高嵌入度城市,且倒U型拐点向后偏移,位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较高的位置.(4)从时间维度上看,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2007年以后演变为了负向关系,表明在2007年以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越高,抑制效应越占据主导地位,从而阻碍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研究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际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采用2012年世界银行调查数据考察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影响。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嵌入全球价值链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倾向,倾向评分匹配法的结果证实存在这种因果关系,本文的结论稳健。但这种正向影响存在结构性特征,相比工艺创新,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较弱、融资约束较强和所在地区技术吸收能力不足,均会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促进作用。因而,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转型,还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僵尸企业如何影响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

在深化市场化改革中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已经成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2001-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在识别僵尸企业和测度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基础上研究了僵尸企业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效果和机制,得到如下结论:僵尸企业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影响效果在考虑内生性和进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均成立;僵尸企业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负向影响尤其明显,对私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较小;僵尸企业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机制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僵尸企业加剧了行业资源错配,从而影响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二是僵尸企业降低了市场化竞争机制,这表现为抑制了国内市场化进程和外商投资进入,从而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消极影响.本文研究对于从理论层面诠释"以改革促开放"的真实含义,从现实层面对打通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保护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

区域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保护对跨国公司生产布局具有重要影响,关系着各国在全球价值链(GVC)的嵌入程度.本文选取WIOD数据库42个国家的37个区域贸易协定为样本,以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效应、投资驱动和贸易成本效应为传导机制,运用扩展引力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区域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显著提升了缔约方GVC嵌入程度,对后向垂直专业化作用更明显.区域贸易协定知识产权保护覆盖率显著提升了缔约方GVC嵌入程度,而执行率则不显著;区域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提升中高收入国家GVC嵌入程度,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GVC嵌入程度的提升作用更大.中国应合理设计区域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条款,通过宽覆盖和逐步强化执行度提升我国GVC嵌入程度.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知识产权保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效应研究

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全球价值链与技术创新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阐述了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利用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高的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但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会逐渐降低，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2)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正向技术创新外部性的削弱作用要分别小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3)在验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正向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证实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正向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即存在单一门槛(1.5094)。低于门槛值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正向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存在促进作用；反之，则存在削弱作用。     

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吗

绿色信贷政策重新配置信贷资源,促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绿色转型,为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新思路。利用绿色发展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合并数据,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机制检验可知,生产率效应与中间品替代效应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污染型中间品依赖程度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越小;地区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有助于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因此,细化环境风险评定标准与绿色信贷政策指导目录,完善企业创新激励配套措施,破解资金与技术障碍,提升环保政策执行力度,缓解绿色信贷政策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作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制度质量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根据融入增加值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及显示性竞争优势两个指标,对各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并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制度质量对其的影响,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制度质量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国际竞争力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越深的国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越高;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也存在显著正影响,较高的制度质量有利于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制度质量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制度质量越过门槛值之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下降,这说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度质量较低国家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也更为重要。     

为何改革没有提高国有企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

本文用一个国有企业工资和就业决定模型为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劳动生产率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本文认为,在国有企业的工资和就业决定受到管制的情况下,一些通常被认为有效的改革措施(如提高管理者固定收入和利润分成比率)反而会阻碍企业重构。另外,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产值份额越来越小,但其就业份额却仍然非常之大,这就使得政府更加强调国有企业稳定社会的功能。因此,放松管制对于成功的市场化改革和企业重构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Piecemeal Reforms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Many transitional as well as developing economies have retained large elements of state ownership in some secto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piecemeal reforms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in which the state enterprises’ employment and output decisions are the result of bargaining between the state treasury and enterprise “insiders.” Competition policy enhances welfare; privatization in a sector protected from foreign competition increases (lowers) welfare if state enterprises care more (less) for wage raises than for employment increases; and a small increase in the import quota has the usual welfare-ambiguous effects. A free-trade policy maximizes national welfare.     

数字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是新时期提升制造业GVC竞争力的有效路径。系统梳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GVC竞争力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成本效应、配置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GVC竞争力提升;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竞争力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基本稳定在前10行列,并以中低知识密集度行业竞争力最强;数字化整体上有利于GVC竞争力提升,分行业看,数字化对中低和中高知识密集度行业的GVC竞争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分投入来源看,国际数字化投入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分投入类型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效果最突出。结论可为制造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及GVC竞争力提升策略提供参考。     

Mixed Ownership, Unemployment, and Welfare for a Developing Economy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employment and welfare effects of mixed ownership via partial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or a developing economy. An increase in the private ownership lowers the production and, hence, worsens urban unemployment in the short run.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capital moves to the rural region, alleviating the problem of urban unemployment. The employment effect can hav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social welfare in the long run.     

经济全球化、就业替代与中部地区的"边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扩展,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以劳动密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发展迅速,这些地区正在以一种反梯度模式进行着其特殊的"再工业化"过程,并形成对内地国有部门和传统工业地区的刚性就业替代。人口外迁、就业萎缩、经济地位下降,中部地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正在显现被"边缘化"的趋势。     

Private sector employment in Russia: Scale, composition and performance

In Russia, as acros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rivatiz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mt of new private firms have been viewed as key factors in labour market adjustment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overall employment developments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Russia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rivate sector employment performance is differentiated from that of other sectors in five Russian regions.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a fresh look at these issues using official statistics published by Goskomstat and drawing on microdata from the March 1996 Russian Labour Force Survey (LFS). A special questionnaire attached to the LFS in the study regions provides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The paper highlights shifts in the sectoral composition of employment, including growth in private sector employment. Compared to other forms of ownership, the analysis confirms a tendency for private sector ownership in the study regions to be associated with stronger employment performance with respect to hours worked and, in some cases, timely payment of wages. Private sector firms appear to have relatively flexible employment patterns, utilizing more fixed-term or part-time employment than other types of firms and experiencing greater labour turnover. Also, private sector employees tend to be somewhat younger and probably more adaptable people. However, there is significant variation across the study regions and substantial exceptions exist with respect to the above-mentioned tendencies. With respect to employment issues,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ectors appears to be less pronounced than one might have expected.     

“逆向混改”如何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民企绿色创新？ ——基于代表性产业比较分析的视角

以“逆向混改”现象普遍的高新技术、节能环保两类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民营企业“逆向混改”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逆向混改”对民企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逆向混改”可以有效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民企提高绿色创新绩效。机制检验发现,“逆向混改”具有促进专业化发展和融资约束缓解的“双重功效”,有利于促成民企绿色创新发展的“护城河”和“蓄水池”。基于代表性产业比较分析发现,环境规制的合理设计及强化,可以有效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民企“逆向混改”对绿色创新的协同效应;创新补贴政策的适度强化及激励,可以有效地促进节能环保产业民企“逆向混改”对绿色创新的互补效应。研究揭示了“逆向混改”推进民企绿色创新的影响规律,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政策启发。     

FDI流入对中国内资企业就业和工资水平影响的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1~2003年经济普查数据,从企业层面就FDI流入对内资企业的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表明:FDI流入对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正面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但有别于以前结论的是,企业层面FDI流入对就业水平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原因在于外资的进入可能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抵消通过关联效应带来的就业增加。所有制、创新能力和出口倾向也是影响FDI流入对内资企业就业和工资水平产生效应的重要因素。     

中国所有制部门劳动力集聚的测度与分析

分析了1998—2010年我国城乡所有制部门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状况。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所有制部门就业数据,测算了城乡所有制部门的集聚指数———原始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和区位基尼系数,并用以分析城乡所有制部门吸纳劳动力要素能力的发展趋势。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促进了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和地区经济增长。     

金融危机情况下贫困女大学生的就业价值取向

面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就业就成了国民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头等大事。目前就业现状堪忧,对于就业压力日益严峻的中国人才市场来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贫困女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或许将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所以,对于这些贫困女大学生来说,在就业过程中本人要树立正确的就业价值取向 学校的有关部门亦应积极完善就业帮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