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唯GDP论英雄”时代——不以GDP论英雄须淡化GDP

GDP，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物，从1985年开始，一路走来，承载了诸多的是非与无奈。 客观上说，GDP只是衡量一国、一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过去数十年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的GDP增速，不仅使我们创造了世界眼中的中国奇迹，而且对于现今的中国，GDP也自有其深远意义。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把GDP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盲目追求和过度迷恋GDP，达到了扭曲、畸形和癫狂的境地，甚至考核官员政绩也“唯GDP论英雄”，从而导致官员的GDP崇拜，使地方发展在华丽光鲜的GDP数字背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退化、民怨累积……如果任由“唯GDP论英雄”的考核标准沿用下去，我们最终得到的不会是发展质量的提升与民生福祉的增进，而是畸形发展与民生之殇。所以，引领官员走出唯GDP的泥潭，破除“唯GDP论英雄”的积弊，已势在必行。     

“诸侯经济”与治理整顿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放开搞活”为基本特征。十年改革,虽成效显著,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过份干预在增加,出现了集权式体制的变相复归。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内战”现象。这固然与缺乏健全的市场机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简政放权和财政包干的实施,导致地方政府以追求其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从而形成“地方割据”式的“诸侯经济”格局。     

“口红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口红

在很多时候，不能不佩服某些中国人聪明，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口红经济”，时过近一个世纪却突然成了中国热门词汇，不但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追捧，也成了一些地方官员的时髦用语。有消息称，继广州市提出“口红经济”概念后，重庆、合肥、无锡等地也纷纷为其大造声势。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起点低、经营简单的小商品市场，以期在经济危机背景下达到“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效果。     

地方政府换届对地方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的影响

建立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是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而科学编制和规范执行是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关键环节。预算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在地方官员集中换届时期，理性的地方官员有动机策略性地利用预算工具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进而造成预决算周期性偏离。利用全国30个省份的数据，研究发现预决算偏离具有随地方政府换届而变化的预算周期性，预决算偏离在换届前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换届前人事变更不确定性较高，中央监察力度较强，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更偏好“留有余地”；换届后人事变更已确定，中央监察力度减弱，晋升竞争和财政增收激励着地方官员选择“积极进取”的经济政策。为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进一步规范地方官员预算行为，需要改进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完善经济目标责任管理制，规范财政收入预算管理，并强化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机制。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官员会追求“慈善”吗?

文章以2003-2011年A股市场上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影响在不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1)官员因任期考核会追求社会慈善类的“形象工程”,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捐赠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2)正式制度越完善(以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来度量)、非正式制度越发达(以宗教氛围来度量),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越弱;(3)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在“和谐社会”提出前后存在显著差异,也因GDP政绩、官员来源和企业政治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从官员任期角度探讨了地方国企的慈善捐赠行为,并拓展和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和政府“掠夺之手”的相关研究.     

当前制度框架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分析

已有改革进程和举措,使得地方政府不适当地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并表现出一些不合理现象,诸如一味追求GDP,不惜成本追求亮点和辉煌,封闭和地方保护,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等.文章认为,在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中,地方政府不应当成为市场主体,应将地方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和进一步的改革.     

多维政绩考核、冲突任务与“为官不为”——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针对地方政府官员在施政过程中不作为的现象,基于官员治理制度变革的视角,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在多维政绩考核背景下“为官不为”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对地方政府官员实施多维度政绩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由过去只追求GDP到要负责完成中央政府分配的多项任务.当前,地方政府官员既要完成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任务,也要完成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民生任务和保证地方社会安定的政治任务,而这些任务目标是相互冲突的.在多元化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规避政治晋升风险,在改革中会表现为不作为.解决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政策措施不能仅集中在强化政绩考核上,而应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在权责对等的体制下,任务的冲突程度下降,政绩考核将更公平也更准确,有利于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与激励.     

对“GDP增长情结”说不

“世界迈一步,中国跨三步”,这一直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形象的描述,而其衡量的重要指标就是GDP的增长。此前,围绕GDP的讨论始终都在围绕中国GDP统计数据是否真实的问题上,但是近来,有学者开始对中国的“GDP增长”说不了。只问施政实效,不问施政成本,导致官员追求短期行为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廖逊认为,当前在一些地方,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进行的干部政绩考核,普遍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只问施政成效,不问施政成本。他认为,我们提拔重用了一批又一批的“GDP干部”,提拔了一批又一批只会花钱、不会赚钱、更不会还债的干部。于是我们的各级财政债台高…     

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政治因素——基于中美政治制度比较的一种解释

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长期以来呈现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笔者基于中美政治制度比较提出一种解释:在美国制度下,资本和政府受到劳动的约束,必须顾及劳动者的利益,从而实现了劳动者的收入随经济发展而增长,呈现低投资率和高消费率.而在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主要由上级任命,长期以来,GDP是地方政府官员最主要的政绩指标.GDP的增长需要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则相对富裕.这样地方政府往往更多地重视资本利益而相对忽视劳动利益,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的发生.     

区域现代化中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演进与政策启示——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演进发现,其职能转变分为四个阶段:直接参与乡镇企业管理阶段、推动产权制度改革阶段、致力于服务型政府建设阶段和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核心的优化营商环境阶段。地方政府经济职能优化转向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从“一揽子”全能型向“放管服”有为型转变,从行政命令管理向法治化、制度化治理转变,从追求经济发展向增进社会福祉转变。从政策启示层面看,地方政府要不断提升“有为政府”的治理效能,推动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打造更优营商环境;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坚持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完善兼顾国家决策统一性和地方执行灵活性的动态平衡机制,通过不断优化地方政府经济职能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大腕级“钉子户”

“钉子户”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城市建设征用土地时，讨价还价，不肯迁走的住户。其名称由来就与拆迁有关，在现实中也被某些官员运用得出神入化。为了拆迁，地方官员有时不惜动用暴力手段。这些官员们之所以“无所畏惧”，关键在于他们遇到的是“钉子户”，因此其拔钉、砸钉之举，就显得理直气壮。国外的“钉子户”是什么样子的呢？政府又是如何拔“钉子”的呢？     

转型经济中的地方政府竞争与“招商引资”策略

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体制导致地方官员为GDP增长而竞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在面临分税制改革、国企改制,以及对外开放政策放宽等外部约束条件时,为了获得新的财源和促进经济增长,将＂招商引资＂策略作为自己主要的竞争策略。引资策略的实施,最终使中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政绩考核、交流效应与经济发展——兼论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本文从政绩考核与官员异地交流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在中国式分权激励机制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的背景下,激励机制的扭曲和考核体制的不完善诱发了地方官员行为的短期化倾向,而不规律的官员交流机制使得地方官员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流寇”特征,其短期化偏好进一步被强化.本文通过对中国改革进程中突出的公共服务短缺、资源诅咒陷阱与环境治理不足这三类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印证了前述有关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应做依法行政的表率

依法行政，就是依据国家法律，行使国家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孜孜以求的治国方略。经过几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国家法律体系也已基本完备，国家机器在现代法律体系的框架下平稳运行。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一些地方官员的“官念”还处于封建官场思维模式，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本文拟根据依法治国的总要求，结合地方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地方政府竞争、财政分权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深刻，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的过程中，仍需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本文对省际层面三次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分析，构建SARAR模型开展地方政府竞争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研究发现：以经济增速为导向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逐底竞争”。环境因素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后，经济增速竞争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负面作用得以弱化。财政分权下，财政自由度的提高增强了地方政府的竞争能力和动机，一定程度上也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直接的负面作用。但财政激励的弱化又间接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强化环境绩效竞争则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本文对引导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速的“逐底竞争”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逐顶竞争”转型具有政策启示。     

“租税互替”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研究综述

在"租税互替"机制的研究框架下,本文采用了文献比较和理论分析法来解析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本文对租与税的概念、特性和表现形式及其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归纳和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在现行的地方官员晋升制度和财政收支分权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偏好于追求短期的土地租金收入而非长期的税收收入;(2)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对于地租收入的强烈偏好,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土地财政模式;(3)推进不动产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由偏好短租转变为偏好长税,是构建合理、规范、可持续的土地财税制度的关键所在。     

地方发展中的“条赋块能”——基于铁路的案例研究

条块关系是中国政治运行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既有研究多关注条块间的功能差异与张力，对于条块间可能存在的合作与赋能关系着墨不多。文章提出，当“条”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存在明确的次国家边界，特别是当其嵌入作为“块”的地方政府辖区时(例如铁路),“条”就具备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赋能地方发展的条件。“条”对“块”赋能的具体模式取决于地方发展水平，特别是地方政府能力的高低。通过比较铁路在四川和云南两个县的发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文章提炼了铁路赋能地方发展的两种实现路径和机制。文章的发现对于理解条块互动关系及其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2004年经济增速不宜期望过高的四个理由

理由一:2003年11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反对“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体现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将淡化各级官员对GDP增长速度的追求,从而使经济增长中的“虚火”有所消退。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政府推动型”经济,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所特有的强大内在扩张性与政府关系很大。如果政府官员确能淡化对GDP的追求,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会十分深远。譬如,目前存在的钢铁、汽车、电解铝、水泥等几个行业的重复建设,就有相当…     

说“台话”至死不渝

人们有时开玩笑,将少数地方官员平日里说的那些无关痛痒、无比正确而又毫无用处的官话、套话、空话、废话,无聊之极你还要强打精神为它热情鼓掌,报以故作憨厚的、谦卑的、开心的、羞涩的微笑的那些话,戏称为“坐台的话”,意思就是坐在主席台上讲的话。讲“台话”是有规矩的,不是谁都可以以那样的语气讲那种类型的话,什么官阶以什么样的语气讲什么样的话都是有讲究的,不是谁都可以“亲切”地询问别人家有几口人的,否则就显得很滑稽可笑。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里面也提到一位地方官员讲“台话”的事情,使我对“坐台的话”又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