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错配对中国工业低碳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由于制度性障碍或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市场不完善的国家面临较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因此,清除要素自由配置的制度障碍,纠正要素价格扭曲,解决行业间的资源错配问题成为颇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们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和工业全口径行业数据,测算了2001—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间的资源错配系数,根据错配系数的数值特征将所有行业划分为资源错配组和劳动错配组,运用计量回归模型分组检验了资源错配程度变化对工业低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错配程度的减轻显著地促进了低碳生产率进步;资源错配程度的加剧显著地阻碍了低碳生产率进步。     

双重目标约束下土地资源错配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经济绿色发展。因此，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约束视角，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1 9年中国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经过一系列诸如更换解释变量、缩尾处理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具体而言，土地资源错配的抑制效应是通过促进城市蔓延和降低城市绿色创新实现的，在中西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中型城市，其抑制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会强化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环境目标强约束会显著削弱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而环境目标弱约束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市场化导向的绿色创新技术体系、加强官员考核的环境目标约束条件，以缓解土地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要素错配与中国工业增长

采用一个测度要素错配对总生产率效应的核算框架,使用中国工业1994～2011年两位数行业的数据,在行业层面上研究了要素错配对产出、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业间的生产率增长和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均存在很大差异,2009～2011年要素错配引起的产出缺口约为29％,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升中国工业增长效率的潜力很大。分行业来看,资源垄断性行业存在严重的资本和劳动错配;劳动配置效应比较大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力不足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力过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分要素来看,资本错配程度更高,资本投入和资本配置效应对产出增长的作用更大。     

行政垄断视角下人力资本错配的成因及其解释

在中国经济发展逐步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期,如何有效配置创新资源,成为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可持续增长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从行政垄断视角分析了中国人力资本错配的成因:行政垄断行业长期享有政府补贴、信贷资源等隐形补贴和保护,却未将这部分"超额利润"转化为创新产出。但在"产权模糊""所有者缺位"的影响下,行政垄断行业内部具有"工资溢价",从而吸引人力资本进入形成人力资本错配。进一步地,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推断,行政垄断行业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比非行政垄断行业平均高出约0.7119。研究结果表明打破行政垄断对于矫正人力资本错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     

外资进入与资本错配——来自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的证据

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利用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DID模型,探讨了外资进入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并重点讨论了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显著加剧了资本错配程度,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影响机制的结果表明:外资进入的加剧资本错配效应主要来源于优惠政策引导,没有实施优惠政策的外资进入反而能够改善资本错配;外资进入在不同效率企业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导致在位企业生产率分布的扩散,从而加剧了资本错配;外资进入会增强不同效率企业的生存能力,低效率企业并不会受到竞争效应而退出市场,进而导致企业生产率的分布不会趋于收敛,不利于改善资本错配。结论表明,政府在促进外资准入方面应该有所限制,应该以不造成资本错配为重要原则,即外资准入配套的优惠政策应该更加精准定位。     

资源错配、要素市场总扭曲及福利损失测算*——基于单位要素成本的生产率分解视角

通过引入单位要素成本指标,本文对佩特兰和勒文叟汉（Petrin and Levinsohn）的生产率分解模型进行了拓展,［1］得到了一个更为准确的资源重置效应。利用2000—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经过测算显示,技术进步和要素市场总扭曲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样本期间资源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仅有324%,且日渐式微。然而资源错配造成的福利损失却依旧占制造业增加值的近2663%。这表明,在现有体制下通过市场自发调节促进要素合理配置的空间已经耗尽,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固化”倾向,进一步的资源重置应来自对现有经济结构的改革,以缓解资源错配。本文最后通过测算各地区的资源重置潜力,为区域结构优化提供了一个量化参考。     

资本错配、企业规模、经济周期和资本边际生产率——基于1992-2013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规模和经济周期的视角出发,利用1992-2013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资本错配和资本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规模和经济周期对企业资本错配程度进而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基于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首先,相比于大型企业,小企业面临着更高的资金使用成本,但却拥有更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同时,企业整体上在经济下行时比经济上行时面临更严重的资本错配,大企业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对其资本错配程度的变化在经济下行时反而更敏感。     

货币错配理论研究进展

货币错配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大规模的货币错配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和产出等方面会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甚至引发货币乃至金融危机。本文介绍了国际学术界对货币错配的成因、影响、衡量和控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情况。     

资源配置与中国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资源错配的分析

近年来,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逐渐达成共识：有限的资源未能得到优化配置是阻碍发展中经济体生产率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以1993-2011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分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经验层面上系统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对中国非农部门TFP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相对于中国制造业TFP的持续改善,服务业的TFP则长期徘徊在低位,二者之间的资源错配程度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加重,造成非农部门TFP近40%的损失;（2）21世纪以来,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资源错配绝大部分来源于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错配;（3）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资本错配普遍高于劳动力错配。本文的引申含义是,现阶段的产业政策目标主要应定位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双循环重心变化、贸易自由化与我国生产率增进*——基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视角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战略决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涉及双循环重心变化问题，高质量发展的要义之一是生产率增进。本文将双循环重心变化嵌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视角，演示双循环重心由国际向国内转变对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增进效应的影响，而后利用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以国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导致集约型资源错配和扩展型资源错配，从而抑制行业总生产率增长；而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化则有助于提高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行业总生产率增长。因此，转变过度依赖国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增进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分析——以兰州市为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解决我国供需错配等结构性问题,其核心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兰州市以重化工产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应该在生产领域,着力点应放在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产业结构等方面,以此扎实推进兰州经济发展。     

内蒙古科技资源错配对地区经济产出的影响测度

本文根据资源错配理论,测度了内蒙古2012—2018年资源错配和GDP产出效率损失,分别计算了科技人力 资源、科技资本资源错配对GDP产出的作用。研究显示,内蒙古中部地区资源相对过剩,东部和西部地区资源相对不 足;科技资源错配导致的产出缺口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科技人力资源的错配相对科技资本资源对GDP产出拉动作用 更为显著     

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评析

生产率发展水平的分析和测算,一直是各国和各行业关注的热点,它涉及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如何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推进技术进步和加强现代化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关于生产率的研究也从最初的单要素生产率发展到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文章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国内外现状进行了回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进行简要评述。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提出几点启示。     

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基于生产率分布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资源错配已成为新常态下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现有文献主要从要素市场扭曲视角分析了资源错配问题,而对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试图从这方面进行探讨。理论部分将市场分割引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入企业利润函数,分别讨论企业在省内和省外市场的生产行为和定价策略,通过垄断竞争局部均衡模型分析市场分割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机制。实证部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大样本微观数据对上述机制进行计量检验,以各省市之间的运输成本作为市场分割的工具变量避免估计结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国内市场分割指数减少一个百分点可以使资源错配程度降低394%。因此,减少市场分割所引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资本深化、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小企业的发现*

关于资本深化促进生产率提升、资源错配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学术界基于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已基本达成共识，而针对小企业研究较少。本文构建三者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基于江苏省小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本深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而与生产率为U型关系。资本深化程度较低或较高的企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可以促进生产率提升，而中等水平的企业呈现抑制效应。这在小规模企业、低技术行业中更加明显。小企业面对劳动工资、利率水平上涨，其资源配置效率被抑制，但是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在支持中小企业投融资的同时，对中小企业人才和用工政策应予以更多支持。     

经济波动、成本约束与资源配置

经济波动影响企业投资,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已经成为研究转型期间市场资源配置的关键。本文研究发现,随着生产率波动的增加,企业间资本边际报酬的差异也逐渐加大,其原因主要是调整成本所致,这意味着经济波动的增加会严重影响行业内的资源配置。在理论上,本文利用调整成本的投资动态分析框架,发现生产率增长率高的企业虽然投资预期很大,但是由于企业在跨期投资过程中面临不断上涨的调整成本,其投资存在上限,因此它们的资本扩张不能使资本边际报酬下降至行业平均水平,此时资本边际报酬的差异也就形成了资源错配。此外,本文还使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数量分析,基于理论框架以及通过校准得到的调整成本,发现生产率波动性和资本边际报酬差异之间的确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即经济波动加剧的时候,资源错配现象就越严重,并且这种关系会因为调整成本的存在而增强。     

浅论绿色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供求匹配

绿色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中,并未着重从沿线国需求和中国供给的匹配角度进行探讨。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不同环境外部性差异、不同资源利用效率差异、不同环境承载差异的异质需求。而中国绿色金融项目输出存在项目供给数量错配、项目供给质量错配、项目供给效率错配等三大供求错配问题。应从扩总量、调结构;强化合作、防范风险;协调发展等方面协调中国绿色金融供给与沿线国家需求的供求平衡。     

僵尸企业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的视角

优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仅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建设更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题中之义.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视角的研究发现:市场内僵尸企业所占比重越大,经济资源在正常企业之间配置的效率越低.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国有企业资产占比更高、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市场内,僵尸企业导致市场中经济资源错配的程度更大;而在市场化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市场能够有效抵御僵尸企业引发资源错配的负面冲击.机制分析显示,僵尸企业挤占经济资源的行为更有可能打击高生产率企业,主要表现为生产率增速的大幅下滑和退出市场概率的显著增加.上述结论意味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将祛除落后产能与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有机结合,全面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中国劳动力错配对TFP的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一个资源错配对TFP影响的核算框架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宏观经济、产业相关数据,估算了当前中国农业部门就业比重过大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改革以来,劳动力错配对TFP有着明显的负效应,以不同的指标计算,在-2%到-18%之间,并呈逐渐扩大趋势。这种负的效应随着发展和改革的历程有明显的波动趋势;把总效应分解为工资差异效应和部门份额效应以后,显示中国当前的劳动力错配对TFP产生的负效应主要是由于部门间的工资差异所致。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改善中国资源错配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改变了市场要素供给结构，为资源配置提供了新机制。基于资源配置理论，采用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多维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使用静态和动态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发现：(1)资源错配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即过去的要素错配显著影响当前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改善中国资本和劳动力错配，替换变量和引入工具变量后，其改善效应具有稳健性；(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市场化程度、促进金融发展、提高对外开放度等途径间接改善资源错配；(3)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空间效应，能够有效改善本地区资源错配，但会加剧邻近地区资源错配；(4)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产能过剩水平较高、资源配置过度地区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较强。研究结论有助于从资源配置视角加深对数字经济红利效应的理解，并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改善资源错配现状、释放过剩产能，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