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错配的行业根源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涵括全部行业的中国经济行业生产率数据库,Jorgenson增长核算模型被运用于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重新配置效应被纳入核算框架以考察其对TFP的影响.随后,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效应被分解为要素投入增长率与服务价格两项以探索其行业来源及其成因.测度结果显示,1978-2018年,中国TFP年均增长率为0.90％,其中0.32％来自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的净效应,后者贡献了 36％的中国TFP增长率.将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效应分解至行业层面,结果显示,中国资本市场存在错配现象主要是因为大量资本流入回报率较低的服务业部门,劳动配置效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劳动从回报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流入回报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     

劳动力与资本错配效应:来自十九个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了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引入要素相对流动系数表征要素错配水平,利用我国2004-2010年19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测算要素错配度及其对我国经济产出效率的影响。根据劳动力和资本相对流动系数可知,我国各行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劳动力和资本错配,要素拥挤与稀缺现象并存,且资本错配程度较深。但近年来劳动力和资本错配的程度均有所改善,其中资本错配改善平均能使产出效率提高1.37%;而劳动力错配改善的提升作用为0.91%。这是因初始资本错配的程度较深,故改善空间较大,金融体系改革的边际贡献较高。要素配置效率行业分解的结果显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更加偏向于技能型劳动力,故存在严重的劳动力结构性稀缺;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和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业则存在人员冗余及效率较低等问题,劳动力稀缺和剩余并存的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是我国劳动力配置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资源错配对中国工业低碳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由于制度性障碍或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市场不完善的国家面临较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因此,清除要素自由配置的制度障碍,纠正要素价格扭曲,解决行业间的资源错配问题成为颇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们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和工业全口径行业数据,测算了2001—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间的资源错配系数,根据错配系数的数值特征将所有行业划分为资源错配组和劳动错配组,运用计量回归模型分组检验了资源错配程度变化对工业低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错配程度的减轻显著地促进了低碳生产率进步;资源错配程度的加剧显著地阻碍了低碳生产率进步。     

空间视角下要素市场扭曲与高技术产业TFP增长——基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以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首先测算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研发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进而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不同要素价格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并比较其地区差异。结果发现:①资源错配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客观存在,东部资本要素和研发人员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程度高于东部。②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TFP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各类要素市场扭曲对该行业TFP增长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最大的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扭曲。③不同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对该行业TFP增长的影响差异明显。其中,资本要素扭曲对三大区域TFP增长均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劳动力要素仅对东部地区TFP的抑制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研发劳动力要素扭曲能提升东部和中部该行业的TFP,而抑制西部地区该行业的TFP。     

技术进步偏向与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文章利用CES生产函数分析了技术进步偏向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运用1978—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核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度量技术进步偏向情况。结果显示:1987年后我国工业及大多数行业技术进步明显偏向资本。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增长率比较低且1990年后主要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效率的上升速度小于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速度,且资本生产效率下降的速度大于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速度。同时,大多数行业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越突出,则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越明显。这说明我国工业及行业技术偏向的选择并非是适宜技术。     

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中存在“结构红利”吗——基于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中国三次产业和工业产业内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在行业间的配置情况,以确定在三次产业与工业内部劳动和资本转移中是否存在"结构红利"现象。结果表明:三次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流动存在阶段性的"结构红利"现象;工业内部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流动存在"结构负利"现象。综合来看,劳动从第一产业流向二、三产业,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向第二产业中生产率较低的行业流动,降低了工业内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数据要素与研发决策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2010—2019年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取决于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研发决策影响。利用2010—2019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估计数据要素与研发决策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据要素赋能资本、劳动要素后的要素深度融合,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与劳动密集型工业相比,数据要素对资本密集型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将研发决策纳入后发现,探索型研发决策对资本密集型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囿于高风险的利用型研发决策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探索型研发决策能够促进数据要素赋能传统要素,二者有效融合能够显著提高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要素再配置效应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要素的合理配置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人力资本纳入经典钱纳里模型进行扩展,首次研究了1994—2011年间中国服务业增长过程中的要素再配置效应。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主要源自要素尤其是资本的驱动,要素再配置的"结构红利"几乎不存在。资源错配导致了要素再配置效应的低下,而造成我国资源错配的本质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具有金融垄断性质的投融资体制以及用工机制扭曲和供求失衡的劳动力市场。提高要素再配置效应,释放"结构红利",关键在于不断突破制约我国要素市场发展的制度藩篱,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我国行业间要素配置效率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WIOT2016和ADB—MRIOT构建了我国2000—2020年分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在估算各行业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整体和分行业的要素配置效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整体要素配置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农、林、牧、渔业的配置效率持续改善，而金融业的配置效率持续降低。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我国2000—2015年要素配置效率逐渐下降的主因，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我国要素配置效率明显上升但与发达国家及最优配置水平之间仍有一定距离。反事实分析表明，配置效率改善具有较大的生产率效应，我国要素配置效率在达到美国和加拿大要素配置效率水平时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可分别提升28.02%和25.23%,处于最优状况下可提升约37.3%。为优化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应进一步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促进各类人才在市场间自由合理流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资本要素在行业间的错配程度；着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扭转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增速普遍下滑的趋...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重新估算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资本、劳动与实际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区市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各年度资本与劳动要素份额等变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各阶段TFP增长及其子项目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TF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及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979～2011年期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中、西部相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相对东部地区的持续恶化,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许多地区的TFP增长率甚至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恶化,经济增长日益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入。TFP增长的波动与GDP的波动高度相关。而TFP增长的长期趋势与资本增长率的长期趋互补,分别与GDP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长率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以来,许多省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只有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技术研发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TFP增长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中国制造业增长方式和结构变迁的再检验——基于行业和时期异质性的半参数平滑系数模型

本文采用了基于充分灵活的生产函数形式的半参数平滑系数模型（SPSCM），对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要素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生产率主要影响因子的作用进行了估计和测算。主要研究结论包括：研究期内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41%， 显示中国制造业进入集约增长模式。在2002-2003年期间，中国制造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伴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业环节快速扩张，资本产出弹性大幅下降，劳动力产出弹性攀升。企业规模和技术进步对生产率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自主研发对生产率的影响在时间和行业之间具有广泛的异质性，但2004年以后出现了趋同的积极影响。     

中国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效应

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和基本统计资料为依据,运用传统的增长模型以计量的方法分解了引致中国经济增长相关因素;并在空间层面上研究了中国28个省份的生产函数性质,验证了劳动力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存在严重过剩的事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以及综合要素生产率的空间配置效应问题,最后运用"增长的核算"框架分析了劳动力、资本与TFP之间的相互关系.     

促就业与稳增长：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视角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6—2020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测算并分解了政策缴费率下调的宏观就业与产出效应。理论分析表明,政策缴费率下调的激励效应和配置效应是促进宏观就业与产出增长的两个重要机制。实证分析表明,2019年政策缴费率下调显著促进宏观就业增长约5.1%,宏观产出增长约11.4%,并且宏观就业与产出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配置效应。对微观企业的行为分析表明,政策缴费率下调显著降低企业的实际社保缴费率和劳动力成本,同时提升员工工资,促进企业雇佣和产出规模的扩张。进一步分析表明,缴费率下调的宏观经济效应在行业和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在制造业和中东部地区的激励效应和配置效应同时显著。最后,缴费率下调显著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2.4%,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地区—行业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     

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

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在持续的结构改革中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和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本文估算了工业分行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发现1992年后,TFP增长超过了要素投入增长,但是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在2001年后出现了下降。进一步对TFP增长分解后发现,由工业结构改革引致的行业间要素重置显然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乃至工业增长起到了实际推动作用,即结构红利是显著存在的,而2001年后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也成为同期TFP增长贡献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工业行业的结构调整主导了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的总体走势,并造成了不同行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显著差异。     

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就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的影响进行研究。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和1997—2010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对不同区域知识资本的创新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国内外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减弱。结果还发现:东中西三大区域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知识资本的创新产出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建议应根据区域和企业技术水平差异,实施差别化的创新驱动战略和政策,以更好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效率。     

湖北产业结构变化与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shift-share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在估算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湖北省1978～1989年、1990～2010年两个阶段生产要素构成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以及三次产业中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并应用shift-share分析法对湖北省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分解,发现劳动力在1978～1989年和1990～2010年一直符合"结构红利假说",而资本则在长期不符"结构红利假说",存在"结构负利"。本文对"结构红利假说"分析方法进行了拓展,动态分析各效应与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迁：2000—2019

厘清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培育和壮大发展新动能,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基于行业视角的增长核算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8.99%,三次产业的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4.63%、46.32%和49.05%,其中又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从要素贡献视角看,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60.52%、15.17%和24.31%,资本（尤其是传统资本）驱动型增长模式面临资本投入和资本贡献双重下降的挑战,劳动投入质量提升有望提高劳动要素的增长贡献。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和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资本要素中新型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与新经济相关行业产出快速增长但TFP增长相对有限。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变革,应进一步挖掘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增长潜力,大力提升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巩固深化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持续壮大新经济产业规模。     

经济开放与中国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利用200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经济开放对我国地区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在不考虑劳动力流动的条件下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进出口中对收入差距影响不同,S-S理论在中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国有产权、人力资本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

本文在H-K要素错配测算框架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生产要素引入企业生产函数,并突破了原有模型规模报酬不变的约束条件,对1998-2013年间中国135个工业行业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及其TFP损失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1)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人力资本生产要素后,我国90%以上的工业行业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特征;(2)整体来看,我国要素错配程度分别在2002年和2008年增大后逐渐下降,呈现出两个"波峰"的波动趋势。与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相比较,人力资本错配的程度较高,且主要集中于重化工业、重工制造业等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和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行业。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还发现,国有产权是产生人力资本错配的重要原因,且在行业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作用。     

数据要素:倍增效应与人均产出影响——基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视角

本文使用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为工具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了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和数据要素对人均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对其他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倍增效应",其表现形式为数据要素通过与其他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的非线性协同作用,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几何增长;数据要素对人均产出带来正向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不因区位的差异而消失;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人均产出增长是数据要素影响人均产出的传导机制.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各地应该加大重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关键作用和抢抓"新基建"机遇,通过大力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来加速释放"数字红利",最终实现区位劣势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和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