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东盟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不断扩大以及双边贸易越来越紧密,中国作为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者越来越明显。实证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东盟对华投资不断增加,都有助于东盟对中国的出口,CAFTA的建立为东盟对华出口也具有正面作用。然而,中国要真正成为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者尚有很长一段时期。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转变思想,将进口视为重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继续加强政治互信,也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实现产品的市场提供者、资本输出者和人民币结算货币国三位一体。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理论与中国经验

在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的理论框架下,通过构建包含环境保护部门和实际生产部门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应用动态优化理论探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多重均衡关系。而后利用我国200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波特假说"在我国得到了经验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     

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减排关系的进一步检验——基于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初探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减排的影响,再进一步通过门槛回归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减排的非线性关系,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中国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气污染减排;其次,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减排并不是简单的单调递减或者递增的作用,其影响程度与方向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区间是有所区别的。最后,只有在特定的经济增长区间内环境规制才能发挥减排作用。为此,政府应清楚认识到加大环境规制强度无法自动促进大气污染减排。政府需要根据不同经济增长水平的现实情况而定,避免走入盲目加强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     

中国产业竞争优势分析——基于东盟与中、日双边贸易的比较

东盟与中国、日本双边贸易具有不同特点,为进一步突出中国在东盟的产业竞争优势,应从全球战略大局出发,调整贸易政策,建立适宜的贸易机制,推动双边贸易的稳定健康增长;对内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对外贸易由数量增加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     

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环境规制的差异对贸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环境规制相对变得更严时，“环境规制的成本贸易效应”发生作用，中国会进口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品；当环境规制变得相对较松时，中国会向发达国家出口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品。然而，由于世界各国都有加强环境管制的趋势，再加上“波特假设”的存在以及“环境规制的创新贸易效应”发挥作用，适当的加强环境管制虽然可能会增加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但是也能够有效地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从而带来收益。     

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经济发展稳定性、绿色发展水平、福利改善程度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六方面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促进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分项来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效率,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程度,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不过,环境规制显著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且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稳定影响并不显著.最后,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不能显著影响综合经济增长质量,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浙江出口影响研究

区域之间加强合作,可以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既顺应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我国加强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潮流,也符合目前形势下我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国情。浙江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大省之一,加强浙江与东盟的合作,对双方来讲意义重大。文章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浙江出口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措施以促进浙江对东盟的出口以及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东盟贸易区成为惠及人口最多的、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的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额占到世界贸易的13%,并将进一步增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额近十年保持了平均23%的高增长率,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双方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本文将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增长是否有推动作用。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环境规制是促进还是抑制经济增长,目前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2年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由于目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外商直接投资两条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预测显示,长期内当产业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常态化之后,环境规制会促进经济增长,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根据中国环境规制现状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互补性研究

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定差异，双方在自然资源、经济发展阶段、市场需求、科学技术发展、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加强中国、东盟的经济互补性合作有利于促进彼此间的经济发展。本文着重对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互补性进行了研究。     

环境规制、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已成为亟须解决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两控区"政策,以1995—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并在此模型中加入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指标,分析环境规制和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作用主要表现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是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逐渐减弱,对西部地区有抑制作用;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此作用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逐渐减弱。这表明在"两控区"政策的实施下,加强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环境规制、FDI和经济增长的多赢局面。     

减免东盟农产品进口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影响的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

Chingem模型是一个中国静态CGE模型.在Chingem模型的基础上,按照中国与东盟达成的"早期收获方案",模拟2006年减免东盟原六国农产品进口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的短期影响.研究表明,减免东盟六国农产品进口关税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其中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就业水平的提高;国内价格水平会下降,如CPI下降了0.11%;出口增长高于进口增长,贸易顺差有增加的趋势;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其中纺织部门受益最大;羊毛部门受纺织业的拉动产出增长,而其它的农业和服务业部门影响轻微.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进入战略时代

近年来中国东盟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1990年到2002年13年间,双边贸易从70.5亿美元猛增到547.7亿美元增长近8倍中国与东盟相互依赖程度的大大提高。2003年10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印尼巴厘岛与东盟领导人共同发表了新的联合宣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福利影响分析

近年来，中国和东盟贸易合作的步伐不断加快，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方的双边贸易规模出现了显著增长，给参加自由贸易区的各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利益。这一切都将使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福利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浙江-东盟双边贸易对浙江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一、浙江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状况 （一）双边贸易快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与东盟双边贸易取得全方位发展，除1998年受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影响出现短暂萎缩外，近15年来双边进出口贸易逐年增长。尤其是2002年11月《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以来，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双边贸易在浙江省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见表1）。     

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在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分布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生产率分解法测算生产率离散度,并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生产率分布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生产率离散程度。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仍然稳健。通过区分行业污染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所有权属性差异的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效降低了重度污染行业和中度污染行业的生产率离散度,但对轻度污染行业生产率分布具有相反作用;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提高环境规制水平都有益于改善生产率分散化现象;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环境规制更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率离散程度。运用反事实模拟分析的结果说明,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离散度的影响不仅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还具有明显的经济显著性。因此,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能够改善生产率分散状态,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环境的良性循环。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以我国东部地区为例

文章在新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框架下,构建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运用1995—2014年中国东部1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其他因素而对经济增长作用,本身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作用甚微。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对于东部人力结构、人均固定资产短期有负向影响,对于人均国民收入、R&D支出有着正向影响。政府在决定环境规制强度时不仅需要考虑所在省份的各个经济变量的综合影响,还要考虑周边区域政策、人力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     

不同市场化水平条件下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研究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增长.然而,随着环境问题愈发严重,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脚步的放缓,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本世纪的关键问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求我国不断完善环境规制机制,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环境忽略型向集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为了探究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并为今后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提供依据,本文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作为反映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使用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和序列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以二氧化硫浓度达标率、废水排放达标率、烟尘排放达标率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作为反映环境规制强度的四个单项指标,用熵值法折算出综合指标.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愈发显著的积极作用.最后本文根据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动机及其现实收益

对中国来说,东盟的合作动机和现实收益是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关系研究方面最基础最重要的问题。研究证明,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动机在显性层次上是扩大对中国出口,在隐性层次上是扩大自身的外资流入,而且后者以前者为条件。在与中国经济合作中,东盟中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因而更加积极推动合作。中国应该针对东盟中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采取有区别的灵活的政策,使所有东盟国家都有与中国合作的积极性。     

环境规制差异、创新驱动与中国经济绿色增长

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测算了考虑能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所构建的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各省区的创新驱动能力。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创新驱动及两者的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创新驱动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增长方面,环境规制与创新驱动不仅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而且两者还显示出一定的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