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迫切要求开展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的整体研究。以GIS10.3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系统梳理了黄河流域内1 010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状态,三大自然区划内景区分布悬殊,东部季风区数量最多、密度最大;②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类型以凝聚型为主,在流域中下游的西安、济南等沿黄城市附近形成大的凝聚中心;③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核密度分布空间差异显著,整体呈倒"入"字形结构,不同级别景区之间存在密度差异;④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空间关联类型以正相关为主,且集聚特征明显;⑤自然地理环境、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且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景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最后,文章针对黄河流域景区空间格局优化及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建议。     

湖南沅水流域人口变迁的历史特点及其影响

湖南境内各流域的历史人口变迁是很不平衡的。自汉代至明代,沅水流域的人口增长缓慢,从清代至二十世纪后期,人口呈现空前加速增长态势,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在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下,流域人口在各个时期的分布重心虽然逐渐移至下游,但也存在复杂的变动现象。地理条件、政治环境、移民和少数民族等因素明显地制约着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沅水流域人口变迁的这些特征影响着流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湖北省旅游空间结构识别与可达性测度

基于GIS空间分析功能,以A级景区和星级酒店为空间对象要素,识别湖北省旅游空间结构,利用矢量道路交通网络测度其可达性格局,并应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研究表明:1湖北省旅游空间总体上呈现集聚分布态势,其中星级酒店的集聚程度最高,人文景区聚集程度高于自然景区,所有类型要素在各市州间均表现出显著的非均衡集中分布特征;2湖北省各类型旅游空间要素整体可达性较好,但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其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交通指向和经济指向;3可达性呈较强集聚格局,热点区分布表现为中心—外围结构,由江汉平原腹地沿交通干道向四周梯度衰减,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冷点区集中于秦巴山、武陵山、大别山、幕阜山等外围山区。     

大运河文化带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大运河文化带中1 809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称“国保单位”）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地理视角出发构建地理空间分布统计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等系统分析各历史阶段下国保单位在空间上的集聚、形态、方向、规模、类型等分异特征，并基于历史地理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保单位总体上趋于集聚分布，整体呈现“西—北—东南密、中间疏”的分布特征，集聚位置以北京、河北、河南、江苏、浙江为主，不同历史时期空间集聚存在差异；(2)在空间形态上，各历史时期国保单位集聚位置和形态从原始社会至近代以来呈现动态演变趋势，多以历史上都城所在地为扩散中心，空间形态随其变化而变化；(3)在方向特征上，国保单位重心迁移方向均以大运河为中轴对称，迁移轨迹为“西北—东南—东北—东偏南—东北—东南—西北”，方向变化趋于扁平化，重心迁移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等4省交界周边区域；(4)在规模特征上，与核密度分析所呈现的集聚分布特征吻合，且以大运河源头的京津至终点浙江杭州的国保单位规模最大；(5)在类型特征上，主要以古建筑为主，各类型国保单位在历史时期具有多样化特征，并伴有一定的连贯性，且基...     

印度经济特区分布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640个区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讨2006—2018年印度经济特区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印度经济特区的集聚态势先增强后减弱,总体集聚态势有所增强;②印度经济特区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以及综合产业为主,三大行业呈现不同的空间分异格局;③印度经济特区空间分布可划分为高水平集聚区(高值集聚,H-H)、极化型集聚区(高低集聚,H-L)两种类型;④印度经济特区总体格局相对稳定,南部是经济特区分布的核心区域,东北部是经济特区分布的冷点区域;⑤印度经济特区的空间分异与时空演变是自然环境条件与劳动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格局、基础设施条件、科技设施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工业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与空间整合保护

综合时空分布特征针对性地提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策略，既是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保护各地建成遗产的基本内涵，也是修复国家文化空间基因的必要举措。选取中国342处工业遗产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了工业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网络属性特征和空间整合保护策略。主要结论如下：(1)工业遗产发展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6个阶段的数量与门类构成差别大。(2)工业遗产空间分布不均，具有较强的“核心—边缘”特征，揭示出以胡焕庸线为界的宏观区域差异。(3)工业遗产网络的社会关联在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异较大，且存在着显著的分层集聚现象，遗产集群也表现出显著的“核心—边缘”特征和流域集聚特征。(4)工业遗产的空间整合保护应构建“井字轴、九节点、多集群”的网络化结构，并重点分级保护16个遗产集群。     

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时空演变分析

根据湖南省洞庭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数据、湖南省水资源公报和湖南省统计年鉴,构建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水环境—社会经济三维评级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组合赋权的TOPSIS模型,对2009—2018年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进行测算,进而分析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2009—2018年,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整体由良好等级下降为合理等级,其中藕池河、虎渡河、松滋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明显下降。(2)2018年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澧水、西洞庭湖水资源承载力处于良好等级,湘江、藕池河、虎渡河、松滋河、东洞庭湖处于超载等级,沅水、资江与南洞庭湖水资源承载力处于合理等级,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空间分布排序依次为澧水资江洞庭湖区沅水湘江松滋河藕池河虎渡河。最后根据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布及其成因提出改善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政策建议。     

汾河流域小城镇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汾河流域的小城镇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来探究汾河流域小城镇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汾河流域小城镇在宏观空间上整体呈现集聚型分布特征,集中分布在中下游地区,在空间上形成晋中盆地南部和临汾-运城盆地两个核心集聚区;汾河流域小城镇规模分布在空间上存在上中下游的差异性特征,中游地区小城镇数量最多,下游地区的小城镇密度最大。汾河流域小城镇空间分布区位特征明显,从自然因素看,汾河流域小城镇分布具有低海拔、低坡度指向和"亲水性"特征;从人文因素看,汾河流域的小城镇与公路的交通可达性,与各级城市可接近性,与景区、工业园区的融合性都较好。     

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酒店业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大数据挖掘、核密度与缓冲区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等技术,以携程网上提取的21 108家经济型与星级酒店为样本,以湖南14市州为研究区域,实证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酒店业的时空演变特征、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发展时序不均衡,呈现由2007年以前的缓慢增长向2011年开始的高速增长的演化格局;(2)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分布整体呈现由单核集聚走向寡头集聚、由片状集聚走向点状集聚的演化格局,交通便利度、高等级旅游资源禀赋、商业繁华度、高校的分布等是其主要影响因素;(3)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集聚模式由以传统的"交通枢纽型""商圈依赖型"为主演变为以"高等级旅游资源依赖型""高校依赖型"为主,且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强度与城市商圈的多寡呈负相关,经济型酒店的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程度要强于星级酒店;(4)湖南酒店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市州间呈现联合显著性差异。最后,文章针对湖南酒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信息的实时监控与公布、旅游营销、交通便捷度优化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地区产业空间分异变迁

以上海虹桥为例,选择2004、2007、2010和2013年企业数据,通过整体分析、圈层分析、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测度方法,从产业结构与空间分布演化两个方面研究了综合交通枢纽地区的形成过程与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综合交通枢纽地区带来了多种交通方式的混合发展,引发了多类型关联产业的涌入和叠加,具有典型的空间涌现性和场所效应,不同于高铁、机场等单类型交通地区;(2)综合交通枢纽地区形成前后,集聚产业类型和分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010年之前虹桥机场时期,主要集聚制造业,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形成之后,逐渐集聚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集聚热点也从外围圈层走向中心圈层;(3)综合交通枢纽地区企业分布呈现出点线面演化、空间累积、空间置换等特征,具有独特的空间结构和形态。     

集聚视角下湖南省工业旅游空间联动多尺度研究

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与理论,从空间集聚视角切入,探索出湖南省各市基于工业旅游的最佳联动方式,为各市州工业旅游联动发展提供空间决策依据。研究表明:(1)湖南省工业旅游总体空间特征呈"爪"型格局,北重南轻;(2)湖南省工业旅游总体空间格局与"一轴四带"的产业布局规划契合度较高;(3)湖南省工业旅游资源门类齐全,集聚湖南东北部;(4)湖南省农副食品、机械设备制造和工艺美术三类主要工业旅游资源呈空间集聚特征,其它类型工业旅游资源呈散点分布;(5)湖南省工业旅游示范点空间格局与交通干道分布格局基本一致,沿石长铁路、焦柳铁路、京广铁路、长浏高速等主干路网的集聚分布较为显著。     

中国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文章选择中国8155个传统村落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以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发现：(1)从空间分布类型来看，传统村落整体上南多北少，呈现集聚分布的形态。(2)从空间分布均衡性的角度分析，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分布的态势，且有较高的集中度。(3)从空间分布密度的角度分析，传统村落大致形成五大集聚区，分别为：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集聚区、东南沿海及其周边集聚区、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集聚区、云南边境集聚区、青海—甘肃两省交界集聚区。(4)传统村落分布受自然、经济、社会等3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其中，自然因素主要影响早期传统村落选址，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在传统村落的保留及后期分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从经济水平、交通条件、政策环境和民族风俗等4个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基于社区尺度的互联网企业空间格局与演化——以扬州市区为例

基于扬州市区2006、2012、2016年互联网企业数据,以社区为研究单元,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验证不同周期、不同类型互联网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区位选择特点,为中小城市互联网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结果表明:(1)互联网企业数量由内至外圈层呈低—高—低空间形态,企业密度由高往低逐圈层递减;企业空间分布经历了集聚—随机—集聚的变化过程,分布热点由内城区逐步向外城区、近郊区扩散。(2)不同类型互联网企业中,技术研发型集聚程度最高、工业互联网型次之、电子商务型最低;不同生命周期企业中,初创型企业空间分布以内城区、外城区为主,成长型、成熟型以近郊区为主,部分成熟型企业出现了企业部门分离趋势;不同生命周期互联网企业经历了从内城区、外城区向外扩散的过程。(3)不同类型、不同生命周期互联网企业区位因子差异显著。办公用房租金、住宅租金、集聚要素对各类、各生命周期互联网企业均有高强度影响,区域路网密度、高速公路出入口为中等程度影响,生态环境影响较低;专业市场、CBD对电子商务企业及初创型互联网研发企业有高强度影响;成长型、成熟型技术研发企业、工业互联网企业对人才条件、产业园区要素更为敏感。     

中俄滨海大城市人口密度空间格局比较研究——以圣彼得堡和大连市为例

人口密度是识别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视角。文章基于人口统计数据,运用多尺度比较分析方法,对圣彼得堡和大连市2000、2010年两个时段人口密度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人口密度空间集聚性:两个城市不同尺度下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均表现出集聚特征,随着研究尺度逐渐变小,人口密度集聚分布趋势越来越明显,相比而言,大连市人口密度空间集聚的趋势更明显。(2)人口密度空间分布模式:多尺度下圣彼得堡市显示出小集中、大分散的多核心空间分布模式;而大连市人口密度显示出大集中、小分散的单中心为主的空间分布模式。(3)人口密度空间格局:多尺度下圣彼得堡市各等级人口密度均表现出嵌入式空间分布格局;而大连市各等级人口密度表现为连片式空间分布格局。不同研究尺度揭示人口密度空间格局特征是不同的,通过多尺度下中俄滨海大城市人口密度空间格局比较分析,使得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特征表现越加明显,利于其特征的总结。     

嘉陵江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及成因分析

传统村落是时代的产物,其空间分布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运用GIS空间分析法与分形理论对嘉陵江流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嘉陵江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呈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2)嘉陵江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分形结构,且分形结构大致沿着流域内部河流等线状要素展开;(3)嘉陵江流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是地形地貌、水系、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地域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嘉陵江流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亲水性"以及上中下游、干支流的差异性等空间特征,彰显出流域这一特殊地理单元的个性。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的空间关联机制研究

利用Moran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两方面阐释我国金融集聚程度、产业结构空间分布特征及两者在地理空间上的关联性。结果表明:我国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空间分布特征相似,各自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金融聚集与产业结构的"交叉"空间依赖性与相互影响程度具有不对称的特点。进而推断两者间的关联机制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空间上带动金融集聚的发展,同时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发挥促进的反作用力。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西部城市经济全球化水平的空间演化

通过构建熵值—突变级数模型,从4个维度分解并综合测算2013—2017年我国西部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全球化水平;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异格局和趋势演化特征;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GMM)方法,从5个层面探测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3—2017年,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全球化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城市间空间差异显著,具有明显的行政指向性和地域分异性特征,研究区部分边境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的外贸全球化和开放全球化水平较高,旅游全球化水平较高以上的城市多位于研究区西北部、北部和南部,外资全球化水平呈现出由西北向东南递减且呈组团分布;(2)城市经济全球化水平在空间呈集聚分布且在发展中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局部空间关联格局稳定性较高,大部分空间关联类型的转移表现出一定的跃迁惰性;(3)两阶段系统GMM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化率、公共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公共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占比、GDP和货运量对我国西部城市经济全球化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长株潭城市群养老设施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长株潭城市群养老机构数据为基础,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Ripley's K函数和热点分析等方法对长株潭城市群养老设施空间布局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养老设施总体空间布局呈"品字形"分布,分布密度北重南轻;(2)长株潭城市群不同类型养老设施空间分异较大,敬老院、老年公寓、养老院三类养老设施空间集聚程度高,其它类型养老设施空间布局分散;(3)多尺度空间视角下,养老设施集聚效应明显,冷热点集聚区在城市群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块状"分布特征;(4)老年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交通通达性、医疗配套设施是养老设施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历史时期洞庭湖地区城镇职能的演变

分四个历史阶段分析论述了洞庭湖区城镇职能的演变过程。认为:①南北朝以前,由原始聚落向军事型城镇过渡;南北朝时期的城镇,以行政中心为主;唐、宋时期,商贸因素在城镇职能中的比重明显增加;明清时期,粮棉贸易成为城镇的特色职能。②城镇发展和空间分布的趋势,与洞庭湖环境变迁、人类活动轨迹基本一致。③城镇职能大体经历了军事型→行政型→经济型这一变化过程。④至清代,城镇体系基本形成了中心城市———区域性城市———县镇———乡镇四个市场层次。还结合历史情况对现代洞庭湖区城镇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多尺度下赣江流域水资源供需风险演变及风险用地识别

量化年、月尺度水资源供需服务，识别水资源供需特征及风险，对优化流域水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利用SWAT模型量化赣江流域年、月尺度水供给服务。基于人口、GDP空间化等数据方法，结合逐月需水权重实现逐月需水量化。运用动、静态水资源安全指数（WSI）分析赣江流域年、月水资源供需风险时空演变特征，结合ArcGIS识别风险用地类型。结果表明：(1)2000、2010、2020年赣江流域年水供给量总体呈东、北多而西、南少的空间分布规律，水供给主要集中在4～6月。(2)赣江流域需水不断增长。受地理环境约束和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影响，呈现北高南低的总体需水空间格局。高农业用水占比（60%）及农业季节性需水特征使流域月尺度需水表现为1～3月、10～12月的点状以及4～9月的点带状高值需水空间格局。(3)赣江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以低风险为主，供需风险上升。风险发生时期延长，7～9月是三期的主要供需风险期。供需风险主要分布在袁水流域、肖江流域、赣江丰城段，赣江下游区和赣江吉安段。(4)耕地是水资源供需风险的主要用地类型，袁水流域的建设用地水资源供需风险最高。(5)流域耕地面积缩减，主要需水作物水稻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