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关系——以义利观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

制度是人为设计,构造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由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共同构成。其中非正式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行为的发生存在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就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这种非正式制度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探求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试析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关系——以义利观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

制度是人为设计,构造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由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共同构成。其中非正式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行为的发生存在着重要的影响。文章就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这种非正式制度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探求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道德和经济利益：双重约束下的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研究

社会转型是一场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经济制度转变包括正式制度约束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的改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制度约束在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中固然起主导作用,但道德文化、社会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约束在制度演进中的巨大影响亦不容忽视。本文主要从制度变迁角度阐述农户对道德与经济利益取舍时关于农产品质量控制行为的内在机理和互动关系,本文强调要大力发展和引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靠农户间互相监督作用;其次,要加强诚信道德体系建设和诚信道德教育;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以农户为主体的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最后,需要加强对农产品销售中介组织的监管力度,以减少因中间流通环节的不道德行为而产生的农产品质量控制问题。     

儒家思想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

中央银行制度变迁是经济主体行为合力作用的结果.人类行为除了受正式制度约束外,还受制于人类行为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非正式制度映射到人们的金融意识上,直接决定人们的金融行为,影响着金融制度的变迁轨迹.居民的金融意识水平较低,是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和逻辑起点.低下的金融意识水平对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形成了较大的制约和阻力.     

环境管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研究

经济增长中有两种制度安排: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通过法律规定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非正式制度通过意识形态、道德潜规则等发挥作用.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环境管理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以不同的形式,对污染治理起到了积极的管制作用.我国环境管理亟需建立正式管理制度与非正式管理制度共同作用的制度体系.     

非正式制度安排与西部大开发

本试运用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西部大开发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影响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一方面,它强化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干扰和降低了大开发的经济绩效;另一方面,某些非正式制度又促进了经济绩效的提高,说明了在西部大开发中,既要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也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养,必须把我国西部开发与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促进西部大开发顺利而有效地     

制度兼容与经济绩效

“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与非制度是兼容的,而“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可能与非正式制度并不兼容,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能够兼容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经济绩效相应较高,反之则反是,正式制度和非式制度由于各自在变化的机制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中,可能造成两者不能兼容。     

论我国劳动关系契约化中的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

由于我国社会习俗、文化、价值观等非正式约束与正式约束的不匹配,导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这些非正式约束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关系经济降低了正式劳动合约的作用;集体主义制约了正式契约关系的拓展;等级制不利于建立平等的劳动契约关系;人治不利于劳动契约按法律的手段有效实施。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我国劳动关系契约化中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不相适应会带来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它将影响我国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进程;影响我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及其效果;它使劳动合同的作用难以发挥。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的路径分析——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变迁具有强制性和渐进性的特征,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是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利益各方博弈的结果。国企高管薪酬制度仍需改革,其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要坚持走以国家为主导的渐进性道路;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建设,注意路径依赖的问题;效率与公平要相互协调。     

制度变迁、政府管理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见解。尝试从近代制度变迁与政府管理作用角度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发现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宏观上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变迁以及政府管理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也造成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混乱。     

非正式制度变迁与家庭经济增长——以云南临沧耿马县傣族寨子为例

非正式制度是制度构成中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对宏观总体经济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微观个体经济的发展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直接改变了民族地区家庭经济的增长效率。     

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的四大问题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对我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实践也为我国理论界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土壤。本文认为，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有四大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一是制度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还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我们应该重视自然演化这种制度创新方式。二是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的关系。我们应该注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非正式约束建立垢滞后对我国改革的制约。三是诱导性制度变过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关系。在我国市场化的过程中，扩大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范围越来越重要。四是制度设置与制度实施机制的问题。我们在注重制度创新的同时更要注意实施机制的建立。     

二元技术能力、制度环境与创业绩效——来自孵化产业的实证研究

社会技术能力是共享经济下企业适应动态环境的一种有效策略,具有挣脱自身资源束缚,赢得外部支撑力的作用。明确提出物理技术能力与社会技术能力是导致企业创业绩效差异的关键,并根据权变理论提出制度环境(正式制度约束与非正式制度约束)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而通过层次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物理技术能力与社会技术能力均能促进创业绩效提升;2正式制度约束能够有效促进物理技术能力和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非正式制度约束会减弱物理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但会增强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对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上限的影响

我国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制度变迁。这场制度变迁既包括正式制度的变迁也包括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判断收入差距是否过大,需要将实际的收入差距与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的上限进行对比。社会可容忍的收入差距,是指社会可以容忍的实际收入差距的区间,这个区间的上限就是社会可以容忍的最大收入差距水平。非正式制度中对收入正当性的关注、嫉妒心理、平等观念、对经济利益的关注等思想、观念的变化,对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上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元技术能力、制度环境与创业绩效

社会技术能力是共享经济下企业适应动态环境的一种有效策略，具有挣脱自身资源束缚，赢得外部支撑力的作用。明确提出物理技术能力与社会技术能力是导致企业创业绩效差异的关键，并根据权变理论提出制度环境（正式制度约束与非正式制度约束）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而通过层次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①物理技术能力与社会技术能力均能促进创业绩效提升；②正式制度约束能够有效促进物理技术能力和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非正式制度约束会减弱物理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但会增强社会技术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对于金融结构的研究由来已久,研究集中在几个方面:对金融结构的传导机制的研究、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在不同层次上的研究、对非正式金融和正式金融的制度研究、对金融结构(制度)变迁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为了解决两个问题: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金融结构变迁或者说金融结构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而对上面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了对金融结构变迁因素的分析,而这种分析,无疑是有巨大的政策含义的。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金融机构退出规制研究

我国金融机构退出规制改革是以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同时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过程。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现阶段我国的正式制度就存在着不均衡的状况。此外,非正式制度的缓慢演进也影响和制约了改革过程的推进。     

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正> 一、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1.1 本文将制度理解为一套支配特定的活动方式和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而不具有社会经济形态意义上的制度含义。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学,自然是以有别于其它学科的那种与最大化行为相关的边际分析,来研究人类活动的全部行为和人类行为的全部结果的,因而制度分析应当既包括正式规则约束或正式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规则约束即非正式制度安排。     

"贵州现象"与"浙江现象"之体制差异

“贵州现象”与“浙江现象”本质差异在于体制变迁路径及其实施环境的不同。“贵州现象”的根源不仅在于体制创新差距,还在于其实施环境和条件的差距。贵州省体制改革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变革的正式约束与滞后的非正式约束长期对抗,导致体制转换过程中“功能耗损”和“成本加大”。“浙江现象”的源动力来自于制度创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传统产权制度变革和经济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是浙江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制度创新有效地调整了所有制结构和利益分配关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活力;通过推进市场化进程,促进了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论中国人的制度观

制度观对于一国制度的形成和实施有较大的影响.关系经济、等级制及缺乏民主与法治对中国人制度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非正式约束对正式约束的替代,权力可以凌驾于制度之上,正式规则之外的潜规则及制度实施中的软政权现象,其共同的根源来自于权力没有受到制约.中国人的制度观与欧美国家民众的制度观有较大的差异,这也是我们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方面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