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关系——以义利观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

制度是人为设计,构造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由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共同构成。其中非正式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行为的发生存在着重要的影响。文章就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这种非正式制度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探求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儒家思想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

中央银行制度变迁是经济主体行为合力作用的结果.人类行为除了受正式制度约束外,还受制于人类行为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非正式制度映射到人们的金融意识上,直接决定人们的金融行为,影响着金融制度的变迁轨迹.居民的金融意识水平较低,是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和逻辑起点.低下的金融意识水平对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形成了较大的制约和阻力.     

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基于Hofstede的国家文化差异模型的实证研究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制度可以区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约束对正式制度的变迁及运行产生影响。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约束相协调的正式制度变迁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引Hofstede的国家文化差异模型,运用36国面板数据重点考察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制度兼容与经济绩效

“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与非制度是兼容的,而“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可能与非正式制度并不兼容,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能够兼容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经济绩效相应较高,反之则反是,正式制度和非式制度由于各自在变化的机制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中,可能造成两者不能兼容。     

环境管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研究

经济增长中有两种制度安排: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通过法律规定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非正式制度通过意识形态、道德潜规则等发挥作用.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环境管理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以不同的形式,对污染治理起到了积极的管制作用.我国环境管理亟需建立正式管理制度与非正式管理制度共同作用的制度体系.     

道德和经济利益：双重约束下的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研究

社会转型是一场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经济制度转变包括正式制度约束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的改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制度约束在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中固然起主导作用,但道德文化、社会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约束在制度演进中的巨大影响亦不容忽视。本文主要从制度变迁角度阐述农户对道德与经济利益取舍时关于农产品质量控制行为的内在机理和互动关系,本文强调要大力发展和引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靠农户间互相监督作用;其次,要加强诚信道德体系建设和诚信道德教育;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以农户为主体的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最后,需要加强对农产品销售中介组织的监管力度,以减少因中间流通环节的不道德行为而产生的农产品质量控制问题。     

非正式制度安排与西部大开发

本试运用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西部大开发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影响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一方面,它强化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干扰和降低了大开发的经济绩效;另一方面,某些非正式制度又促进了经济绩效的提高,说明了在西部大开发中,既要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也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养,必须把我国西部开发与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促进西部大开发顺利而有效地     

非正式制度与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在农业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中,非正式制度仍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应正确引导和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正向功能,重视习俗影响,塑造道德理念和建构新型文化,积极探索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农业保险制度的有效结合。构筑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的农业保险体系。     

非正式制度在旅游外部性内化中的作用分析

旅游中的外部性集中表现为旅游活动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要将外部性内化的根本途径是加强旅游的相关制度建设和改革.旅游活动中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非正式制度的地位更具基础性.其变迁也更加困难,可以针对经营企业、游客和东道居民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快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促使外部性内化.     

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对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上限的影响

我国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制度变迁。这场制度变迁既包括正式制度的变迁也包括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判断收入差距是否过大,需要将实际的收入差距与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的上限进行对比。社会可容忍的收入差距,是指社会可以容忍的实际收入差距的区间,这个区间的上限就是社会可以容忍的最大收入差距水平。非正式制度中对收入正当性的关注、嫉妒心理、平等观念、对经济利益的关注等思想、观念的变化,对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上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