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上涨助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

目前频繁出现的用工荒及工资上涨等问题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将工资上涨助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机理总结为技术进步引致效应及人力资本投入引致效应,在此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并借助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工资上涨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上涨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逐渐增强,其中工资上涨借助技术进步引致效应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通过人力资本引致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不显著。基于不同地区的回归结果比较得出,工资上涨助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效果差异显著,其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作用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人口年龄结构、工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阻力能否由工资的正向调节配置而发生逆转呢?就此问题,利用中国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多种识别策略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工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工资上涨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引致的总抚养比迅速下降有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工资的交互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总人口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弱化,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强化。合理的工资上涨不仅能有效调节家庭资产配置、减轻社会人口抚养负担、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通过影响社会储蓄和消费影响作用于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基于我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重点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通过选取我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2005—2009年的产业层面数据,从实证方面就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工资效应及其对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工资溢出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在其进入过程中,通过影响工资效应的两个传导机制即技术外溢渠道与劳动力市场渠道,对我国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工资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并且其作用效果因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而言,在行业引资程度较高以及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低的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将对工资溢出产生积极影响。     

中间产品进口、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的工资不平等

中间产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是国际贸易影响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工资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从R&D资本存量丰富的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及其技术溢出对中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物化型的技术溢出,中间产品进口既通过实现熟练劳动力与国际先进R&D资本互补效应,又通过技能偏向的知识学习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份额,扩大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加剧了工资不平等。随着熟练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工资不平等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的二重性影响——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读，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的二重影响。理论分析指出，作为资本国际流动重要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重属性，其二重属性将对东道国产业发展产生二重性影响。本文以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产业为例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生产力属性方面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从生产关系属性方面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产业控制及其引致的产业安全隐患也非常显著。基于该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1985—2010年间中国制造业要素 配置扭曲变动的解析 ——资本结构变动与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

本文对1985—2010年间中国制造业部门的要素配置扭曲系数的变动进行了解析。要素配置扭曲系数的变动一方面是由于不同行业间投资结构失衡所引致，但是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不同行业间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差异对要素报酬率变动的影响效应。笔者发现：（1）近十多年来，部分重化工业的资本快速扩张引起行业间投资结构失衡，并加大了行业间的要素配置扭曲程度；（2）相对于1985—2000年间，技术进步因素在2001—2010年间对要素配置扭曲系数的变动的影响效应越来越大。本文建议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限制一般生产性的资本投资鼓励政策，而更多转向鼓励创新和研发投资的政策，鼓励体现有技术进步因素的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     

扩大内需、工资上涨与对外出口 ——来自中国22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2000—2011年我国22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扩大内需、工资上涨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内需的提高和工资的上涨不仅不会抑制出口，还能促进出口贸易的扩张，数据显示：内需提高1%会促进出口量扩张约0263%，这意味着在目前阶段，我国对外贸易中国内消费需求因素发挥了核心作用；同时工资上涨1%，促进出口增加0174%,这说明工资上涨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出口贸易。在分区域的研究中发现，扩大内需以及工资上涨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均能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一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对中部地区的作用最强。同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减少政府干预对出口有正向激励作用。     

投资驱动型产业政策、地方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与笔者收集的数据,本文采用跨地区和出生队列的变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Cohort DID）分析了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产业政策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产业政策引致的大规模传统基础设施投资与农村适龄青年完成高中教育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使用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此外,本文还尝试性地探究了上述效应的作用机制：投资驱动型产业政策引致的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大幅攀升,一方面增加了建筑业及相关低技能工作的机会,提升了投资教育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带来了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提升,导致了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工资趋同、技能溢价下跌,降低了预期教育回报。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十四五”时期中国全面构建与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相匹配的产业政策体系提供参考。     

行业外研发创新外溢效应的实证检验

生产率的增长一方面来自于劳动和资本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来自于效率和技术进步,而后者正是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正规或非正规的研发投资以及大量的未被测量的科学和其它知识外溢的贡献。利用全部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样本,测算了创新投资的收益率水平,考察了创新投资对全部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全部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提高,接受来自产业外、公共部门等不同创新投资来源外溢影响的程度,发现行业外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财政分权、投资失衡与工业资本深化——基于中国区域特征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1985—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与中国东高西低的经济梯度相反,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反而具有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中更高的工业资本深化程度,基于这一反常现象,我们对中国工业资本深化发生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式分权体制所引致的财政压力与竞争激励下,地方政府对本地工业化进程的积极干预导致了区域投资结构的失衡,这种失衡表现为金融信贷的扩张以及针对国有工业部门的投资倾斜,两者的共同作用显著推动了中国区域层面的资本深化过程;西部地区相对最高工业资本深化程度也与其金融信贷的高度扩张以及国有工业部门资本的超量积累存在很大关联。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工业的资本深化更多地是一种体制现象,相关对策也应更多地从体制层面着手。     

要素价格扭曲、行业异质性与R&D投入关系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的证据

从中观视角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R&D投入的影响及行业差异，厘清行业异质性背景下要素价格扭曲影响R&D投入的理论机制，运用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结合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R&D资本投入和R&D人力投入均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行业异质性因素在二者间发挥重要调节作用。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行业异质性因素的作用进行探究。结果表明，行业特征因素如市场竞争、资本密集度、企业平均规模以及对外开放度在不同门槛值区间，要素价格扭曲对R&D投入的影响效应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制造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进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行业收入差距: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分析——以高新技术产业和建筑业为例

文章以建筑业和高科技产业分别作为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代表,使用Geweke的线性反馈模型分析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对实际工资的贡献,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推动力要高于知识密集型行业,但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推动力不及后者。但在绝对量上,两个行业无论是工资对劳动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影响值都不大,说明目前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并未成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而且劳动生产率差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行业间收入差距,但即使是在没有行政垄断的行业,生产率差异也不是构成行业间收入差距(或劳动力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     

转型期资本投资、产业结构、市场化对中国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投资、技术进步、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变动、实际工资等因素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的结果显示,90年代以来,资本投资增加、产业结构变动及实际工资上涨是拉动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市场化程度提高抑制了就业增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工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增加,市场化对就业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     

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倾向评分匹配倍差法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倾向评分匹配倍差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能够有效促进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研发投资,且政府补贴的促进效应与补贴强度之间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促进效应因企业类型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政府补贴对民营、中小型、中西部及资本密集型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     

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际比较

当前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地区间劳动力成本差距不断扩大,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但与发达国家、东欧转型国家及周边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就业规模优势仍然显著,劳动力绝对成本优势减弱,但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与周边国家相比依然具有相对成本较低优势。面向《中国制造2025》,建议加快调整人口政策,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及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     

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分析

本文以新古典投资模型为分析框架,首次使用1999—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估计了中国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检验了市场化改革是否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结果显示:(1)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为负,但相比净现金流系数,企业投资受资本成本的影响较小;(2)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较为敏感,而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不敏感;(3)市场化改革显著弱化了各类型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各类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中国目前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的重点环节在企业投资,双轨制的利率模式和管制利率的低估扭曲了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并创造了资金套利空间,加重了资金市场的二元结构特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必要途径。     

市场潜能促进了制造业女性就业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构造了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真实市场潜能指标,并利用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了真实市场潜能对制造业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真实市场潜能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女性就业,且考虑变量内生性问题和剔除城市自身真实市场潜能后的估计结果均十分稳健;但这种影响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行业中并不一致,真实市场潜能不利于国有和外资企业的女性就业,但显著促进了非国有内资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女性就业,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

本文以1998—2007年全国各市(地区、自治州、盟)最低工资标准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差异来识别最低工资上涨与企业平均工资、企业雇佣人数的关系。利用1998—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报表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每上涨10%,制造业企业平均工资将整体上涨0.4%—0.5%。借助2006—2007年福建省最低工资上涨的"准自然实验"本文也证实了该结论。对于不同行业、不同人均资本水平的企业,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最低工资将更多地增加劳动密集型或人均资本较低企业的平均工资。研究还发现,最低工资每增加10%,制造业企业雇佣人数将显著减少0.6%左右。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应权衡其在收入分配上的积极效果以及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资本深化、异质性科技投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1999～2007年中国各省市区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对资本深化、异质性科技投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发现:资本深化解释了35%～43%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自主研发不仅直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通过与资本深化水平的良性互动显著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购买引进国内外技术对劳动生产率则有着不显著的负面影响.     

政府创新偏好、创新要素流动与制造业升级

利用2004—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及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均对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有显著积极作用。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通过提升创新能力间接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政府创新偏好在创新资本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两类创新要素流动推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结论对引导创新要素合理流动，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