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城乡居民消费问题初探

山西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逐步趋于优化,但仍存在城镇居民消费与全国的差距较大、城镇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下降、医疗保健支出所占比重小、城乡之间消费差距大等突出问题。山西省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改善服务消费环境,以提升居民服务消费水平;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以拓宽居民消费领域。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行为分析

按照家庭收入由低到高将城镇居民划分成四个收入群体,并应用带有家庭属性的AIDS模型分析每个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城镇居民对于大多数商品消费的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家庭用品和交通通讯消费富有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因此,政府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通过财政政策使家庭用品和交通通讯商品的价格降低,可以有效地刺激城镇居民的消费。     

中国居民家庭负债、消费增长与消费升级——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与2017年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负债对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消费类型、不同收入群体以及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利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偏误后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家庭负债并不会显著促进或抑制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但却会强化家庭财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削弱家庭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居民家庭负债会抑制发展和享乐型消费,强化发展与享乐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就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负债对低收入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抑制作用和财富消费效应的强化作用均大于高收入家庭.这表明通过家庭负债来促进消费增长和升级并不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提高城镇居民的家庭总资产水平、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才能真正推动消费的增长与升级.     

增加养老保险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逐年提高,养老保险支出也跟着水涨船高。文章基于Feldstein生命周期假,根据我国1989年-2012年基本养老保险数据,分析了增加养老保险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存在资产替代效应,无论从长期而言还是短期而言,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支出增加均促进消费增长,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此外,研究同时表明,居民年末储蓄增加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抑制作用。     

中国居民消费与资产收益的跨收入组分析

本文利用按收入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数据考察了是否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模式比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模式与CCAPM更为一致,结果表明:收入约束假说并未得到支持,中国居民消费波动对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是有限的,我国利率和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并不明显.     

网络购物促进了我国家庭的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网络购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购物会促进家庭总消费,降低家庭储蓄率.按购物途径将家庭消费分为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购物对线下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从家庭群体来看,对于富裕家庭,网络购物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对线下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小.对家庭网络购物动机进行分析发现,随着收入和资产的增加,家庭更可能因为便利性和商品服务的多样性而选择网络购物.由此可觅,网络购物对家庭总消费水平的提升,更多地是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扩大消费市场供给从而促进消费升级实现的.本文研究为利用“互联网+”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居民休闲消费不平等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休闲消费蕴含休闲时间消费和休闲消费支出。本文以北京市为例，探讨居民休闲消费不平等问题。研究发现，休闲时间消费和休闲消费支出不平等现象日趋显著。本文通过K means均值聚类刻画了休闲时间消费差异。构建回归模型发现，休闲时间和收入是影响休闲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随着年份的推移，休闲时间逐渐成为影响“有钱无闲”群体休闲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收入的拉动作用逐渐弱化。对于“有闲无钱”群体，虽然增加该群体收入能有效提高其休闲消费水平，但收入与年份交叉项并不显著。     

增长中的分化:同群效应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理解消费增长中的分化现象是更好发挥消费主引擎作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本文基于相对收入消费理论假说,利用2010—2014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城镇家庭消费波动与分化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同群效应可以解释家庭消费性支出19.8%的变化,对衣着、食品、居住、教育支出变化的影响分别为37.7%、32.2%、25.1%和21.7%。同群效应对特大/超大城市家庭的衣着、手机等可见性支出有显著影响,大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在教育支出中面临更大的同群竞争压力。同群效应的"追赶琼斯"机制是造成消费选择和消费水平分化的主要原因,同群风险分担机制能缓解消费冲击带来的福利下降。致力促进形成国内大市场,应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降低低收入群体消费风险的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同群效应在消费升级中的需求牵引作用;解决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对结构性稀缺,以优质供给激活消费大市场。     

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

农民工举家外出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年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越接近举家外出,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消费支出越大,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要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滞后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以及除旅游消费以外的其他生活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滞后性的影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滞后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的影响较弱,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和其他生活消费支出对其旅游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接近;城镇化中居民权益的不平等、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医疗、交通等支出的增加是制约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的重要原因。     

山东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了1981—2018年影响山东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山东省人均GDP、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六个经济指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通过消除多重共线性后引入虚拟变 量再次利用Eviews软件构建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并进行经济意义检验、统计学检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进而确定1981— 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内在关系，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湖南省农村家庭与全国农村家庭消费结构比较分析

从人均消费支出、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消费需求弹性等方面比较分析湖南省与全国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结果显示,湖南省农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高于全国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二者的消费需求项目的侧重点基本一致,基本需求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大,而较高层次的需求项目还处于较低水平。湖南农村家庭的消费更受到了其收入增长水平缓慢的制约。建议开辟农村家庭创收渠道、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完善农村各项保障制度等以优化湖南省农村家庭消费结构。     

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异性研究

本文在相关资料基础上,对我国城镇居民持有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进行了重新核算,并采用ARDL-UECM模型计量分析了长短期内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对消费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金融资产长期内对消费支出存在较弱的抑制作用,短期内存在较弱的促进作用;而实物资产长期内对消费存在有限的促进作用,短期内对消费存在较强的促进作用。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超额比重预防性储蓄导致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产生长期扭曲,以及过高自有住房率在房价攀升时只能提高短期边际消费倾向,长期则有限。现阶段只有降低超额比重预防性储蓄及抑制过高的房价才能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的资产财富效应。     

中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实证研究

财富效应是消费函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财富效应角度,分析金融资产变动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运用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01-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银行储蓄资产和股票资产确实存在正向财富效应,并且长期财富效应较短期财富效应明显.在分析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丰富金融产品种类、稳定股票市场等.     

中国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1997年～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跨期替代模型,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2、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后者的效应较弱;3、由于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对城镇居民消费虽然具有挤入效应,但挤入效应较弱.此研究结果为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引导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义务教育费用减免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基于CHNS数据的DID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住户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受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冲击所产生的效果进行经验研究.研究发现: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效应,主要表现在对低收入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上.这种负向效应更多地是由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增加了子女入学支出,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减少了消费支出.这说明要想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绝非仅仅依靠减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一项政策可以改变的.     

挖掘农村消费潜力 拉动经济增长

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且此差距存在扩大趋势。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存在较大差距。农村消费需求存在较大增长空间,启动农村消费市场,需要提高农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制度,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切实提高捉村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     

基于ELES模型的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及对比分析

文章利用ELES模型,从农村居民基本消费支出、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等方面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定量分析,并与甘肃省城镇居民和全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甘肃省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但消费结构仍然不合理,目前主要以生存型消费为主,用于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所占比例较低。     

工作属性、住房公积金制度与非住房消费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不同类型家庭住房支付能力和非住房消费水平产生了深刻变革。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评估公积金制度对不同类型缴存家庭非住房消费的影响,检验该制度是否提高了缴存家庭的福利水平。研究结果表明,缴存公积金能够提升家庭非住房消费,但对于不同工作单位组成的家庭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工作的家庭非住房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在其他类型单位工作的家庭。此外,公积金缴存额增加对于低消费家庭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对于高消费家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他类型单位工作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低提取率和低提取额导致其因缴存公积金感受到了明显的相对剥夺感。本文的发现对公积金制度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为消除公积金带来的不平等,作者认为有必要扩大公积金覆盖范围,制定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公积金制度,并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渠道,盘活公积金资产,提升低提取率和低提取额群体的收益,以增进民生福祉。     

利率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析了经济繁荣和衰退是否影响利率对于消费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城镇居民消费受利率影响较大,比较符合凯恩斯消费理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最重要的是,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如果利率上升,他们会减少消费支出,增加储蓄.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讲,则不同.物价因素也是影响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物价上涨会减少城镇居民的支出,却会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总体上看,经济周期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影响较小.并依据以上分析给出相关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