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测度体系

坚持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发展道路,加快医疗保障由数量上的增长转向质量上的提升,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人口结构的转变、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制度发展和演变的基本规律是推动医疗保障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力。文章结合新时代中国医疗保障发展定位和价值追求,从微观个体层面、中观企业层面和宏观政府层面阐述了中国医疗保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并进一步从个体、企业和政府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医疗保障质量测度体系。文章认为,中国医疗保障质量的提升在于以下三个层面：在微观个体层面要不断提高居民医疗保障待遇水平,增强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加强精神保障;在中观企业层面要进一步降低医保缴费率,调整并优化医保缴费在企业和职工之间的转嫁关系;在宏观政府层面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资源供给质量,调整并优化城乡之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和改善医保基金收支关系。     

区块链技术驱动产业数字化发展

区块链技术已经逐渐被应用到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智能制造、车联网、平台经济等领域,重构了价值信用体系,推动了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利用区块链技术,在微观层面可以建立企业激励机制,在中观层面可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宏观层面可以促进全球价值流通。为了更好地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在区块链领域建设人才队伍,攻坚技术难题,构筑安全保障,进而推动产业数字化进程,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随着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创新突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内涵与核心特征系统总结的基础上,立足"微观-中观-宏观"分析框架,探讨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微观层面,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关键要素成本递减与网络效应不仅有助于企业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而且有助于改善配置效率,实现"数量-种类-价格"的多元、动态均衡;中观层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创新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宏观层面,数字经济不仅可以通过丰富要素来源、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和资本深化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且通过技术创新和扩散效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价格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及工具选择——基于货币政策交互响应视角的分析

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章基于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进一步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产出和通货膨胀效应,冲击极值、效应维度、收敛性与政策工具选择有关;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不同代理变量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效果存在差异,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最优价格型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货币政策当局充分利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的"同频共振"效应,构建"价主量辅"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个逻辑框架

本文以经济体系为核心概念,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逻辑框架,阐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理论逻辑。主要结论如下:(1)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经济体系转换的过程,即从传统经济体系转换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包括"四个转向":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阶段等方面的特征性变化。(2)与"四个转向"相对应,现代化经济体系运转体现为"四个机制",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产业体系特征,产业体系特征与经济增长阶段一致,高速增长引起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上述结果表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转型,是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研究

社会经济要科学发展,必须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发展循环经济是国策.对于如何发展循环经济模式,本文提出三种路径,即微观路径、中观路径和宏观路径,并列举两个可靠的企业案例加以佐证.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推进河北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生物医药产业不仅维系着国计民生，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产业；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构成，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区域竞争的焦点赛道。生物医药产业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最大程度地满足民众对医药产品及服务的需要，最大程度地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成果。基于河北省生物医药产业存在的弊端及未来面临的国内外局势，文章围绕政府、行业、企业三个主体，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政府应从宏观层面着力掌控发展方向，行业应从中观层面着力优化发展要素，企业应从微观层面着力推进自身升级。     

共享发展何以可能:一个劳资利益失衡纠偏的视角

共享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最终落脚点,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蓄积的利益失衡问题.作为利益失衡问题的轴心,劳资利益失衡问题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等方面充分显现,成为当前共享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在改革开放的整体视域下,劳资利益失衡是宏观所有制结构变迁、中观产业结构变迁以及微观企业组织结构变迁的共同结果.结合劳资利益失衡的形成逻辑,当前应通过宏观、中观与微观的三维度结构性调整对劳资利益失衡进行系统纠偏,以之推进共享发展.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三重逻辑——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历史考察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逐步形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框架体制，包括规范化的市场主体、具有开放竞争规则的市场机制以及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高效流通的区域统一市场。以这三者为主体内容，构成了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构逻辑，即保证市场运行基础的微观逻辑，科学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观逻辑，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宏观逻辑。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践经验和基础条件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未来还需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运行机制，以高标准完善基础设施，促进各区域市场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扩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范围，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中国商业低碳化发展模式与有效路径

根据现有低碳经济和低碳发展理论研究,从能源消耗情况、温室气体排放、节能减排技术等三个方面分析,目前中国商业低碳化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为此,应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构建商业低碳化发展模式,即政府的规划与引导、商业企业的运作与实施、低碳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尤为重要的是,应就实现中国商业低碳化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进行深入探讨。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ink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complex process. So far, there has been littl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internal law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lated to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streamlining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deductiv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extracts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concep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t micro, meso and macro dimensions. The internal law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evealed from six aspects, includ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upply of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consumption structure upgrad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social equity. This paper then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micro, meso and macro dimensions. Microscopically,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R&D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should have their creativity enhanced; mesoscopically, the levels of industrial chain, value chain and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owth pole should be improved; and macroscopically, China should raise its overall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in the world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six issue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lated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at deserve in-depth discussion, including identifying the standards and boundaries of innovation, capturing the orient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aising the rate of transform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etc.     

疫情冲击、修复调整与基础再造的中国宏观经济*

2020年注定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市场主体产生了剧烈冲击，全球经贸体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停摆”。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判断超级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与回升潜力；二是基于以上判断为疫后经济修复和中长期发展提供适用的政策建议。本文重点关注四个核心问题：第一，现阶段中国经济复苏的进展和性质；第二，下阶段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点；第三，如何科学安排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和工具组合以产生理想政策效果；第四，现有政策空间是否足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强韧性和实现基础再造。在以上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基于经济自我调整力量和宏观政策拉动效应的模拟分析，本文形成对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的预测和展望，据此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     

疫情冲击、修复调整与基础再造的中国宏观经济*

2020年注定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市场主体产生了剧烈冲击，全球经贸体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停摆”。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判断超级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与回升潜力；二是基于以上判断为疫后经济修复和中长期发展提供适用的政策建议。本文重点关注四个核心问题：第一，现阶段中国经济复苏的进展和性质；第二，下阶段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点；第三，如何科学安排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和工具组合以产生理想政策效果；第四，现有政策空间是否足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强韧性和实现基础再造。在以上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基于经济自我调整力量和宏观政策拉动效应的模拟分析，本文形成对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的预测和展望，据此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     

百年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 基本路径及走势*

本文基于马克思“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系统勾勒了中国近百年来劳动关系历史演化的基本路径和走势：劳资两利、劳工异化与资本回归是百年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基本线索；晋徽商帮、民国商会与国企民企折射百年中国雇主组织演变的历史轨迹；顶身股、包身工、固定工与农民工反映百年中国劳动者身份地位演化走势；立法规制、行政包办与宏观调控透视百年中国劳动关系管理的政府角色演变。鉴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特色及转型现实，市场化、契约化与法治化应成为未来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的基本取向和战略选择。     

发展中国家金融化与中国的抵御探索*

本文尝试在发展模式与外部经济依赖性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内来分析中国经济从抵御金融化到出现金融化趋势的过程。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化和频繁的债务金融危机源自本国发展模式与外部经济依赖性相互作用下金融扩张与生产性积累的背离。对于中国而言，在政府有效的产业政策和渐进的金融政策引导下形成的工业化主导的发展模式，能够不断解决经济发展矛盾，同时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谨慎的金融开放政策减轻了中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依赖，使其得以抵御金融化和危机。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发展模式面临新的矛盾并且对外部经济依赖性逐渐增强，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将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巨大的挑战。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金融化风险，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期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金融化风险尚未根除，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仍需要政府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积极引导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层面—目标—工具三维框架下我国协同创新政策变迁研究

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密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协同创新合力，而协同创新产出具有“公共—私人”双重属性，其决定了政府应扮演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角色。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界定协同创新政策干预的适度边界，进而从层面—目标—工具三维框架研究我国协同创新政策变迁过程。结果发现，现有协同创新政策发展脉络内含在科技体制改革发展中，3个层面政策呈现“橄榄型”分布、多元化目标明显、工具上环境面为主供给面为辅等特征。最后，进一步提出未来协同创新政策体系设计需要克服的五大问题并给出相关建议。     

稳字当头的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

2022年是国际国内超预期事件高发的一年。本文认为，“三重压力”叠加“两大超预期冲击”使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严重偏离正常增长轨道，呈现“快速探底”“压力加剧”的特征。但随着近期疫情因素逐渐消退和宏观政策刺激力度加大，核心经济参数的拐点纷纷到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底部将充分显现。展望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必将迎来企稳回升态势，但复苏的进程将比2020年更加脆弱，将呈现非对称的“W型复苏”的运行特征。上半年宏观政策调整及时、靠前发力，但力度不足、效率下降；下半年需要更大力度、更加精准的宏观调控举措，政策效果也必将会有更充分的体现。此外，为保证全年经济目标的基本完成，稳经济一揽子措施需要在中期进行扩容和工具的创新。最后，本文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十大建议。     

中国创新链“国进民进”新格局的形成、障碍与突破路径*

现阶段,无论是从国有企业国家战略定位的内在要求来看,还是从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来看,以及从当前中国情景下国有和民营企业各自的能力特征和竞争优势来看,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必须在中国创新领域打造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新局面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在中国创新领域以及创新链中打造“国进民进”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性。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了在中国创新链的五大环节中所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各自合理定位,并探讨了如何在不同创新链环节构建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的可能模式和实施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应有的政策建议和今后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刺激”效果下降,而“强刺激”带来了严重后遗症,导致这种状况的关键原因是政策框架在整体上出了问题。重构我国宏观政策框架的战略定位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短期应对不断加剧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2）中期应对结构调整的负面冲击;（3）长期构建高效的、可持续的和动态一致的宏观调控模式。重构政策框架的原则性要求包括：（1）宏观经济及金融的稳定性与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成为显性目标;（2）财政政策主要指向结构调整期的短期阵痛,货币政策指向宏观经济及金融稳定性;（3）宏观政策应该遵循市场化、可预期的操作模式。在具体策略上可以选择国债市场作为突破口,通过改变国债发行规模和方式,推动国债市场的大发展和大开放,以此拓展整个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开放程度。     

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冲击及其宏观影响*

本文根据1999-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考察了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均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效应,二者合起来可以解释3634%的产出波动、1424%的就业波动和618%的物价波动;第二,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直接影响经济均衡系统不同,预期到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关于未来经济状态的信念来改变经济的均衡配置;第三,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不仅取决于所选取的政策类型,而且受公众预期的影响。因此,政府不仅应当根据宏观经济目标理性选择财政政策工具,而且需要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以增强财政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