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

本文以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能够在缓解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同时抑制管理层私利行为,从而显著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通过派出董事参与董事会会议、更有效地行使股东权利等方式来实现其治理效应,但是该效应受国企管理层权力的影响。最后,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对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作用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     

政府隐性担保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7—2020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剖析了政府隐性担保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隐性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该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或融资约束偏紧的公司，以及金融分权程度较高或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显示，政府隐性担保提高了企业获得优惠贷款和税收优惠的概率，并且通过缓解“财务风险”抑制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基础上，政府隐性担保亦能增大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本研究为纾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     

债务违约与高管薪酬契约关系研究

文章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分析了债权人与上市公司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债务违约的视角来研究债权人对高管薪酬契约产生的治理影响。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债务违约对高管薪酬契约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会计稳健性这一外部治理来研究债务违约对高管薪酬契约的调节作用,丰富了企业外部治理的研究内容。     

浙江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形成与治理

文章就浙江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形成与治理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首先,浙江民营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现状表现为:企业的债务联结形式较为复杂、债务期限不合理、债务违约风险主要集中于传统产业、企业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大等。其次,浙江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形成的影响因素包括: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金融机构给与的支持不够、政府作用发挥不当、民营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过快、民营企业经营状况较差、缺乏相应的财务管理能力、对债务风险认识不充分等。再次,浙江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治理对策包括: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降低资金成本、加大对赊销产品的管控力度、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率等。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传染及治理机制——基于国有企业的视角

本文着眼于国有企业违约现象,基于SIRS传染病模型,仿真模拟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在国有企业间的传染过程,厘清源于国有企业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传染机制。研究表明:当前针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在国有企业间的防范与化解卓有成效,但仍存在不可忽视的隐患;且地区间的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分化趋势明显。要因地施策,谨防风险的全局性扩散。同时,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恢复率,也即政府救助,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在国有企业间传染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但政府不应被隐性债务绑架,要适时择机引入破产机制。既要发挥破产的真正效应,又要预防国有企业违约破产可能引致的系统性风险。     

企业股权质押与绿色转型——企业特征与政府行为的调节作用

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企业作为推动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能否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能够影响公司绿色转型，具体表现为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和绿色治理绩效下降。基于企业层面，企业价值越低或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股权质押行为对绿色转型的影响越显著；基于政府层面，国有股权能够有效缓解股权质押对绿色转型的影响，但地方环境规制力度未能发挥显著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下企业绿色转型行为能够降低股权质押期间股价崩盘风险。     

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及异质性分析

本文系统梳理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渠道,并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显示,房地产价格与企业债务风险呈正相关关系,房价上涨主要通过抵押约束渠道作用于企业债务风险,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成立.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检验表明,房价上涨不会明显影响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债务风险,但会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贷款杠杆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渠道检验显示,房价上涨引致的抵押品价值上升可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的渠道增加企业杠杆率.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深入理解房价波动对实体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渠道,为宏观模型构建房地产"抵押约束"机制奠定了微观实证基础;另一方面能够为合理解决企业高杠杆、防范和化解债务违约风险等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现金流量操纵、债权保护与债务违约率——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

检验企业的现金流量操纵行为是否导致了更高的债务违约率，可以考察中国银行业能否识别企业现金流量操纵的经济后果这一关键问题。以1999—2007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单变量比较和多元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微正企业的债务违约率与其左边相邻公司没有显著差异，但显著大于其右边相邻公司，这表明现金流量操纵企业的债务违约率相对更高，中国银行业不能有效识别企业的会计操纵行为，这些行为导致银行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不良债权的发生。     

数字经济与大股东掏空行为：技术治理的新视角

以大股东掏空为代表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始终是新兴市场公司治理中的关键议题，受到学界、业界和监管部门的持续关注。在新的技术和经济背景下，能否从技术治理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和实践上的现实价值。本文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数字经济水平越高，大股东掏空程度越低，这一结果通过多种检验后依然稳健，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是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核心机制。市场化程度和法治环境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作用越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之间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管理层持股和内部控制具有替代效应，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具有补充效应。本研究为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解决方案，对数字经济时代探索新型监管模式、推动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股权集中度、债务融资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6年至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融资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结论如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正相关;整体债务水平、短期债务比例与企业价值负相关;我国上市公司对债务结构选择能力较弱;总体而言债务治理效果不明显,内部理框架下大股东对债务期限结构优化作用不显著。本文另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更加全面。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在中小型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方面的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差异化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     

人口老龄化会提高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

本文选用1984-2012年共37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从人口结构变迁的视角分析主权债务违约的成因.结果发现:短期债务会提高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而政府总债务对其影响并不明显;通货膨胀率也会提高主权债务违约概率,而其他经济变量对其影响并不明显;政治风险会增加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而外部金融环境对债务违约没有带来显著影响;人口结构对主权债务违约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来说,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时,其对主权债务违约影响不明显,但当人口老龄化程度越过“门限值”时,则会显著提高主权违约风险.     

企业、银行和政府三方还贷博弈研究

预算软约束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因素,并影响经济转型期的政企、银企关系,而政府对于债务的软预算约束是企业信贷违约的原因之一,根据企业还贷过程中相关利益者的相互博弈,建立一个企业、银行、政府之间三方博弈模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行为及其目标差异对企业信贷违约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通过补贴银行和企业来实施对企业还贷的软预算约束,而银行在衡量了政府补贴和清算得失之后有可能对企业再贷款。解决预算软约束和企业信贷违约的关键在于＂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企业完全按市场化运作,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让政府从企业中逐步退出,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环境,从而降低企业的信贷违约的概率。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的复杂形势下,妥善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确保当前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安全的关键。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2015年新《预算法》的正式施行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通过杠杆失衡机制和信用关联机制,有效降低了实体企业的信贷错配、过度负债及杠杆操纵水平,显著弱化了实体企业间的担保关联和因影子银行与金融化活动引致的信用风险关联,从而有力缓释了实体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这一效应在政府隐性担保强、金融监管程度弱及城投债务期限长的地区尤为明显。经济后果上,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积极缓释效应,最终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平稳增长。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具有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以及消除经济增长隐患的重要政策效果,对于深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分析师羊群行为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利用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证券分析师羊群行为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羊群行为会削弱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研究表明,加剧信息不对称是分析师羊群行为降低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并且,当企业融资约束较高、公司治理较弱时,分析师羊群行为与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关系更显著。此外,分析师羊群行为抑制企业风险承担的具体表现形式体现在降低企业创新和债务融资上。本文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及分析师羊群行为经济后果的文献,有助于深入了解分析师在企业风险选择中发挥的作用。     

集团财务公司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

集团财务公司缓解成员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已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可,但是鲜有研究关注财务公司影响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及其风险的异质性。基于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7—2021年的面板数据,并以我国集团财务公司相继设立为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财务公司设立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具体通过降低企业债务及股权成本、平滑债务波动、改善债务期限结构来发挥作用;第二,银行业竞争程度上升、企业信息环境恶化、货币政策紧缩时能够加强这种影响;第三,财务公司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风险异质性,其效果在集团治理水平高、集团经营风险低、企业财务风险低的情况下更为显著,这验证了财务公司的“双刃剑”效应。因此,应正确认识财务公司的作用,规范稳妥推进财务公司的设立,促进内外部金融机构协同发展,同时要严格防范财务公司发生风险传染,促进其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违约相关性理论研究综述

目前，信用风险研究的重点已经从单笔债务的违约概率转移到多笔债务的相关违约（correlated default）研究上，相关违约研究对于信用组合风险管理和信用衍生品定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这其中，相关违约度量——违约相关性（default correlation）构成了主要的研究领域。     

法律制度变迁、审计师选择与企业价值——基于实际控制人掏空行为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4-2009年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首次对2006年我国将实际控制人掏空行为列入刑法这一事件对上市公司的审计师选择和企业价值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加大对实际控制人掏空行为的处罚力度后,掏空风险较高的公司更倾向于聘请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而且实际控制人的掏空行为有所减少。刑法调整后,由于实际控制人与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存在掏空风险的公司的企业价值有了显著提升,且掏空风险高的公司企业价值提升得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抑制实际控制人掏空行为、提升企业价值方面,法律治理能替代独立审计治理的作用,降低企业的监督成本。     

金融周期、全要素生产率与债券违约

基于宏微观结合的视角,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了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债券违约的机制,并基于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发行的债券,进而实证检验了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债券违约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影响了债券违约发生概率,在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债券违约概率显著增加,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越小。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周期对周期性行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债券违约具有更高的平均边际影响。本文的政策启示为: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避免采取过度的经济刺激政策,在金融周期顶部期要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稳杠杆政策;要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加大对科技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平台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债务杠杆与企业投资:双重预算软约束视角

文章以我国2000~2004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的预算软约束框架内实证检验了企业投资支出和债务杠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投资支出整体上同债务杠杆呈负相关。但在国有绝对控股的上市公司中,企业投资支出对于负债水平不敏感,并且,随着国有股权比例的上升,企业投资支出对债务杠杆的敏感度逐渐下降。基于此,文章认为,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实施的双重预算软约束是导致国有企业投资行为扭曲和债务治理机制失效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