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力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1999～2008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流入东部和中部地区的FDI有利于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二是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结构之所以提升,主要是由于FDI增加使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部分增长,同时抑制了只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力资本部分;三是流入西部地区的FDI对人力资本结构提升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主要是由于流入西部地区的FDI量小,对各层次人力资本部分的影响均不显著的缘故.     

扩大内需、人力资本积累与FDI结构性转变

文章利用26个省市2004-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FDI结构性转变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地区的需求规模和服务业FDI呈正相关关系;在东部地区,需求规模对服务业FDI的作用最强。(2)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服务业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中部地区这一关系并不显著,在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增加会抑制服务业FDI的流入。(3)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迫使FDI从制造业流入服务业的重要原因;这一关系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4)随着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的提高,我国对服务业FDI的需求会下降;政府的政策红利有助于地区吸收服务业FDI。     

资本的趋利性和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基于成本收益角度的分析

文章首先对比分析了FDI在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分布差异;接着从资本趋利性的角度重点对FDI投资于东部和中西部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和中西部分布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FDI投资于中西部的成本高,而收益低;最后一部分给出了改善FDI分布现状的政策建议。     

地区金融扭曲差异对外资进入的影响

随着我国FDI流入量的逐年上升,现行金融体系能否适应外资的大量流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我国1998-2007年间28个省区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会影响FDI的流入,但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其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分地区研究发现: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FDI流入,且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     

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199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对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较低时,FDI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较高时,FDI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本文进一步估算出人力资本的临界值,得到只有北京、天津、辽宁和上海的人力资本大于临界值,这四个省市、FDI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东部其他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均低于临界值,这些地区FDI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使用人力资本大于和低于临界值的地区样本再一次证实了上述实证结果。     

产业转移背景下区域就业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基于1999年～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背景下,我国各省就业有β收敛特征。固定资产投资对中西部的就业贡献大于东部。中西部的FDI占GDP比重上升较快,对外开放度和投资环境明显改善,有效促进了就业增长。第三产业比重与就业的正相关关系仅在东部表现明显;说明东部第三产业较发达且能高效拉动就业,而中西部仍主要靠制造业扩大就业。与中西部的政府驱动特征相比,东部更加依赖私人投资拉动就业。     

健康人力资本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耦合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研究我国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耦合关系,发现我国各地区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耦合协调度偏低,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协同作用效果因此减弱.区域间人力资本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西部地区健康投入、教育投入和两者耦合度都远低于东部地区.因此,为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合理的分配资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的整体协调发展.     

中国FDI区位分布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2002—2007年中国各省市的FDI区位选择因素,探讨了市场规模、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变量对FDI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东部省市,人力资本、技术水平、集聚经济效应对FDI的流入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效率工资与FDI显著负相关,而中西部地区只有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效应在起作用。东部省市的引资实践表明外商在决定投资区位时,越来越看重软环境。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分别从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量、投资主体、投资去向及其投资需求四个方面对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而我国从东部往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总体也呈现逐渐递减的状态。第二,各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主体构成存在明显差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非农户投资比重远远大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非农户投资比重。第三,中西部地区在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远远大于东部地区,但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远远小于东部地区。第四,各地区农民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需求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需求最强烈的主要是社会性基础设施,中西部地区需求最强烈的主要是经济型基础设施。     

城镇家庭消费金融效应的地区差异研究

本文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城镇家庭借贷支出的分类面板数据,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轨期的特性,考察消费升级、社会保障不完善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变量在对消费的影响性质和程度上均存在地区差异,社会保障、消费升级和储蓄在全国范围内均显著正相关,房贷支出和教育在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而保险在东部地区作用突出,家庭投资则均不显著。政府要扩大消费内需并改变消费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就应把握消费升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时机和力度,增加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投入和教育投入,持续提高居民收入,适度放宽中西部地区的家庭房贷限制。     

转型时期中国产能过剩测度及成因的地区差异

本文利用协整法对2001—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制造业产能利用情况进行了测度,并基于动态面板GMM估计对市场因素、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周期三大因素影响东、中、西部产能过剩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与行业层面相似,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地区层面的普遍过剩,考虑到中西部地区技术相对落后、投资活动不活跃等因素,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东部地区的产能过剩。产能持续过剩的省份大多具有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高、市场经济发展相对发达、政府干预能力较强等特征。市场因素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经济周期与产能利用率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远大于东部地区;政府干预是影响我国特别是东部地区产能过剩的最重要因素。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来自地级城市的经验数据

制度是有效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运用2004-2008年288个地级城市的新进FDI,我们检验了企业所得税税法改革对FDI在我国各城市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税率下降城市相比,税率提高地区税改后流入的FDI增量有显著减少;通过比较东、中、西部区域内部各城市发现,中部地区上述所得税政策效果显著,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所得税优惠减少程度越大的城市,FDI增量减少程度越大;中部和西部地区所得税优惠程度的减少引起FDI增量减少显著,而东部不显著。结论支持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税收信号传递理论,所得税作为一种信号传递影响着FDI投资地点的选择,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缩小了中西部区域内各城市间FDI投入差距。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区域发展差异性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智能汽车、智能机器人、智能无人机等产业相继出现.文章基于中国2009-2019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经济数据,利用锡尔系数、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值和泰尔指数分析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存在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一是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东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区域内部差异和区域外部差异系数中,区域间差异要明显高于区域内差异;二是无论是区域内部差异和还是区域外部差异都在逐渐缩小,但是绝对差异依然较大.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布局,加速了部分城市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企业规模、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政府资金投入会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推进过程中可以此为突破口.     

区域因素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浙江的实证检验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在浙江城市分布表现出较大差异的事实,运用11个城市的工业数据,研究了技术外溢效应与地区经济、社会变量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省域层面上浙江FDI整体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政府科技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重工业产值比重、国有经济比重等因素与FDI技术外溢存在正相关关系;更新改造投资比例与对外开放度两因素与FDI技术外溢存在负相关关系。在对回归结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差异性:1978～2007年

本文利用1978～2007年期间的统计数据,基于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借鉴并融合不同学科的经典研究方法对中国30个省市间、3大区域间的对外贸易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30省市间对外贸易的绝对差异越来越大,但自从1992年以来,相对差异整体表现为下降的趋势;自从1992年以来,东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日益加剧,两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地区间对外贸易差异主要表现为外部差异;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整体促进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外贸发展领先地区都是东部沿海省市,广东、北京和上海3个省市的增长极效应日益明显,上海代替广东成为中国贸易发展最为领先的地区;中国省市间对外贸易的差异程度日益严重.因此,为了缩小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差异性,中央政府有必要在中西部省市培育新的经济圈和增长极,加快东部产业向中西部省市的转移,并加大对中西部省市的投资力度.     

相对劳动力成本对产业梯度转移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视角

劳动力成本是促使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但是在比较不同地区劳动力成本时,不能只比较名义工资,而应该将名义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分析。我国东部地区在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之后,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导致区域间产业转移滞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东部地区在经过长期快速发展之后,仍然保持了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因此,从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国家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吸引民间资本更多地投资于中西部,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产业转移。     

东部产业为何难以向中西部转移——基于人力资本空间差异的解释

人力资本对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导致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能力高低有别。因此,从人力资本空间差异视角研究人力资本与产业空间转移的关系,可以为我国东部产业难以向中西部转移的原因和收效甚微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基于城市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力资本份额增加能够有效促进地区产业份额增加,在解决了人力资本与产业空间分布的反向因果关系后,人力资本促进产业集聚的作用仍然稳健。在人力资本仍集聚于东部地区的情况下,东部制造业和文化产业自然难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应将人力资本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核心部分,提高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是促进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有效应对之策。     

台胞大陆旅游的空间差异及演变特征研究

采用离散系数、赫芬达尔系数、首位度及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台胞大陆旅游的发展现状以及1994—2009年间省际、区域间、区域内分布差异及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台胞大陆旅游在省际间、区域间、区域内空间分布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省际差异最大,东部地区内、西部地区内、区域间、东北地区内差异其次,中部内差异最小;台胞入境旅游在区域间与东北地区内集聚程度较高,中部地区内的集聚程度相对较低;在区域间、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内的首位度较大,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首位度较小。研究还发现,与我国入境旅游区域分布相对差异不断缩小趋势不同的是,台胞入境旅游的区域分布差异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且近年仍然保持高于2000年前的平均水平;经济的发展与开放程度、台商投资的分布、与台湾历史文化关系、地理区位条件对台胞大陆旅游的空间分布影响显著,而旅游资源条件和旅游业发达程度对台胞的空间分布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明显。     

开放型的两部门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模型探究——基于对外贸易和FDI的视角

对外贸易和FDI通过价格、就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影响一国的收入差距.考虑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情况,本文通过构建开放型两部门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模型来分析对外贸易和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的结果表明,无论是经济开放、农业/非农产业国内物质投资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还是农产品/非农产品价格差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劳动者的负担系数,都会影响到一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外贸易和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都是动态的.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力资本关系研究述评

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是东道国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两个重要途径,本文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经验实证两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得到的结论是:对外贸易和FDI作为人力资本提升的途径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但是东道国通过对外贸易和FDI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现有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