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好“组合拳”：低碳政策工具协同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低碳政策工具是践行“双碳”战略的重要内容，如何以低碳政策工具协同推动经济环境保护双赢。采用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低碳政策工具协同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低碳政策工具协同显著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替代变量测试、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低碳政策工具协同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地理分布差异、环境规制差异、环境污染程度差异而存在异质性。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可知，低碳政策工具协同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调节效应分析可知，以GDP为主导的地方政府竞争在低碳政策工具协同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面板数据SDM的长江中游城市群FDI决定因素分析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40个城市1991—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Durbin模型对影响该地区城市FDI区位因素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发现:①FDI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但有随时间弱化趋势,空间相互作用不可忽略;②从总体样本结果看,各因素对城市FDI区位的影响与理论预期基本吻合,较好地验证了理论假设;③近20余年来该地区城市FDI区位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呈阶段性演变特征,市场规模和外资集聚经济一直对城市FDI区位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并有增强趋势,工资效率、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初期阶段作用不明显或者呈负向影响,但后期转为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化因素初期显著但后期不显著,基础设施因素在所有估计样本中不显著;④各因素对FDI区位表现了不同的空间效应,部分因素的空间作用对FDI区位具有重要影响。     

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集聚——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6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不同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梯度性,从而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随着中国经济从工业化阶段逐渐迈进城市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由集聚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受到城市规模的约束,多样化对大城市作用显著,而专业化对中小城市作用显著。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发展对经济集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城市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政策参考。     

基础设施规模与利用效率对研发活动的影响:1993—2008年中国的经验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分析基础设施对R&D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并运用面板IV-2SLS方法实证检验1993-2008年中国基础设施规模与利用效率对R&D的挤入/挤出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中部货运设施的利用效率)、东西部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规模和信息设施规模、电信设施利用效率都具有显著的R&D挤入效应,总体上基础设施规模与利用效率存在显著的正空间溢出效应。     

高校科技创新、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发展

本文搜集整理了2008—2017年31个省(市、自治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及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面板数据,在评价各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基础上运用ArcGIS探寻两者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参数估计;选取时点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将各变量对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一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特征更加集中;二是解释变量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各控制变量的提高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三是空间效应分解后,按直接、间接和总效应的作用方向、数值大小和是否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可分为三类.     

人工智能、创新驱动与劳动力就业结构

目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成为广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创新驱动下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反映出中国的特殊性，推动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趋向高级化，这一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技术密集区更为显著；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结构具有非线性影响，且人工智能发展程度越高，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创新驱动视角，人工智能还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创新人才集聚效应两个间接机制推动劳动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结论对于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优化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化肥消费强度变化驱动效应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解析

采用2004—2011年31个省(市、区)的数据,对中国化肥消费强度变化的驱动效应进行了测度和时空差异比较,并进一步对影响化肥消费强度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2004—2011年,我国化肥消费强度呈显著上升趋势,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化肥利用效率变动共同推动了化肥消费强度的增加,且化肥利用效率贡献率高于结构调整贡献率。②不同地区化肥消费强度变化的驱动效应不同。结构调整效应负向驱动地区多位于我国东部地区,效率效应负向驱动地区多位于我国西部地区。③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人均耕地规模、技术进步、上一期化肥消费强度、城市化发展水平和耕地质量等因素对化肥消费强度产生重要影响。     

收入分配优化驱动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在当前橄榄型分配结构塑形期，研究收入分配优化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选取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收入分配优化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收入分配优化可显著驱动共同富裕发展，且这一驱动作用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收入分配优化可加快邻近地区共同富裕进程。进一步对此空间影响效应进行分解后发现，收入分配优化驱动共同富裕发展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且在更换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旧成立。有鉴于此，可完善收入分配激励制度，推动高质量共同富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高标准共同富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高层次共同富裕。     

人工智能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赋能效果——产业结构优化视角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抓手,深刻影响着中国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偏向。结合非连续性技术创新理论与中国现实情景,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构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绿色增长的逻辑框架,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人工智能的绿色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人工智能通过技术红利效应直接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引入地区高校平均科技产出和《中国制造2025》政策冲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修正后,人工智能的绿色增长效应仍显著存在。机制识别揭示,人工智能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驱动绿色经济增长,二者在人工智能绿色增长效应中的相对贡献分别为20.33%和8.35%。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的结构红利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更低、创新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而可以更充分释放其对绿色增长的赋能效果。拓展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人工智能发展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存在辐射带动作用。聚焦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发展双重视角,可为塑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竞争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新特征:非均衡性与趋势演进

本文测度了我国30个省(区、市)2013—2021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衡性及协调性,分析了其时空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我国数字经济存在“东高西低”的不均衡现象。(2)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结果显示,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是我国数字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3)从数字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可以看出,我国相邻省(区、市)间也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且相邻省(区、市)越多越容易不均衡。(4)通过Kernel核密度估计法和空间Markov概率转移的分析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受相邻省(区、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较为显著,且高水平地区有助于低水平地区摆脱“低水平发展困境”。本研究明确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非均衡性及时空演进特征,对驱动我国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产业化、创新要素配置与实体经济转型

文章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析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二者为非线性关系，而创新要素配置能够强化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时间异质性检验发现，2016—2020年间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更强的驱动效应。空间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转型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化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未来应纵深推进数字产业化、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吗——来自中国272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消费升级效应,剖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机理,并利用2007—2018年中国27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不稳健,消费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城市异质性,在沿海城市和大中规模城市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促进作用越显著。研究结论对更好地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为探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首先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及其拥挤性纳入总量生产函数,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探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对2002—2020年我国各省（市、区）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测算和分析;最后,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变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求解“倒U型”顶点对应的最优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比例为48.60%,目前,我国所有省（市、区）均未达到48.60%,意味着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促进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及二者协同集聚的创新驱动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及二者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创新进而驱动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3种类型集聚在经济增长、绿色发展方面的创新驱动效应水平差异，结果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够驱动经济发展，对绿色发展的正向驱动作用不显著，创新在其集聚驱动经济增长、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未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高技术制造业集聚能够驱动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显著；相比单个产业集聚，二者协同集聚对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具有更强的正向驱动作用，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3项政策建议。     

董事会规模、投资者信心与农业上市公司价值

本文首先结合组织行为学的团队绩效理论和投资者市场情绪理论对董事会规模、投资者信心与农业上市公司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以2000—2012年间数据完整的222家农业上市公司年为研究样本,利用联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董事会规模对农业上市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的负向驱动效应,董事会规模对农业上市公司投资者信心存在显著的负向驱动效应,投资者信心对农业上市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董事会规模对农业上市公司价值的驱动效应是通过投资者信心这一中介变量完全传导的,即董事会规模是完全通过作用于投资者信心然后再对农业上市公司价值产生负向驱动效应的。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大,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绿色金融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在产业结构升级约束下,存在单门槛非线性影响;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中国应该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加绿色工艺生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和绿色发展转型。因此,本文利用2006—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减少了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PM2.5、工业废水等污染物的排放。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两个渠道来减少污染排放。本文还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污染减排的影响、作用机制和地区空间差异,也佐证了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     

中国FDI区位分布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2002—2007年中国各省市的FDI区位选择因素,探讨了市场规模、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变量对FDI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东部省市,人力资本、技术水平、集聚经济效应对FDI的流入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效率工资与FDI显著负相关,而中西部地区只有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效应在起作用。东部省市的引资实践表明外商在决定投资区位时,越来越看重软环境。     

杭嘉湖平原地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分析

选择位于杭嘉湖平原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浙江省海盐县为研究区,利用遥感数据,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转移与格局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因子,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诊断各社会经济驱动因子对土地利用变化格局形成贡献作用的大小,同时运用典型相关系数和冗余度分析,检验了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密度、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单位面积农业总产值、城镇化水平、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等5个因子是影响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子。     

“新丝绸之路”交通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等6个因素的面板数据模型

采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方法,以我国东、西交通大动脉陇海、兰新铁路沿线涵盖新丝绸之路最重要的17个城市作为样本,分析这条经济带上的人力资本、交通运输能力、城市化水平、产业聚集、区域差距、市场规模等6个因素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根据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