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RCI和LMDⅠ Ⅱ的我国能源消费变动分析

在对我国能源消费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原理、无残差的完全结构分解法(MRCI)和指数分解法(LMDⅠⅡ)分别从国家产业层面和我国地区层面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各因素对我国及我国地区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效果及贡献率。分析发现产出规模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对我国能源消费增长起到主导作用,而我国能源强度效应能有效抑制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产出规模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是影响我国地区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产出规模效应对我国地区能源消费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能源强度效应能有效抑制我国地区能源消费的增长。     

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

将居民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研究范围,采用LMDI分解法对2000—2011年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影响碳排放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收入对碳排放增加整体上表现为正效应;产业结构、生产部门能源强度、生产部门能源结构和能源碳排放因子整体表现为负效应;生活部门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的效应不确定;总体上正向驱动效应超过负向驱动效应,致使广东省的碳排放量呈不断上升态势。     

家庭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以陕西省2003—2017年数据为样本,建立LMDI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陕西省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家庭消费效应、住房面积效应和家庭规模效应是造成家庭碳排放上升的正向推动因素,而碳排放强度效应、消费抑制效应和居住密度效应对家庭碳排放具有负向影响;2003—2017年,碳排放强度效应呈“U”型变化趋势,家庭消费效应、家庭规模效应和住房面积效应呈上升趋势,消费抑制效应和居住密度效应呈下降趋势。政府制定碳减排政策时可从碳排放贡献率较大的家庭消费、住房面积和家庭规模等方面着手,有针对性地缓解日益增长的家庭消费碳排放。     

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基于三大产业和居民生活部门的12种能源消费量数据,较全面地测算了1995—2008年浙江省碳排放量,建立了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将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解为能源强度、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等四大类效应,并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MDI)测算了各类效应对碳排放量的贡献值、变化趋势及相互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995—2008年,浙江省碳排放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正向驱动效应远超过能源强度和结构调整产生的负向驱动效应。本文同时测算出浙江已跨越了碳排放强度的高峰阶段,但仍处于碳排放强度高峰迈向人均碳排放量高峰的阶段。为缩短不同碳排放高峰的跨越时间,降低高峰峰值,本文提出了加快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产业异质性的资源型产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及脱钩关系研究

文章从产业异质性视角出发,将资源型产业划分成高耗能—低碳(Ⅰ型)、低耗能—高碳(Ⅲ型)和低耗能—低碳(Ⅳ型)三类异质性产业,运用LMDI法,分解异质性产业碳排放驱动因素,测算驱动因素的贡献率,结合Tapio脱钩理论,探讨驱动因素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总体呈现负向抑制作用,其贡献力强度为Ⅳ型Ⅲ型Ⅰ型;能源结构总体上也呈现负向抑制作用,其贡献力强度为Ⅲ型Ⅰ型Ⅳ型;经济规模始终呈现的是正向作用,其贡献力强度为Ⅳ型Ⅰ型Ⅲ型,说明碳排放驱动因素的驱动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因此,制定差异化的节能减排策略,才能更有效地促进资源型产业的低碳发展。     

中国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变化的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基于Laspeyres指数分解模型的分析

在描述1980—2011年中国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时序变化特点的基础上,运用拉氏指数分解模型,考察了导致中国工农业总体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的结构因素和效率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总体而言,1980—2011年期间,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在提高用工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平均而言,效率因素对水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的贡献更大;分阶段看,结构因素与效率因素对水资源消耗强度下降的贡献在不同时期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提出提高中国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政策建议。     

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以天津市为例

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研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趋势以及影响因素,对提出科学的碳减排策略,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天津市为研究案例,对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产生的CO_2排放量进行计算,并运用LMDI模型对天津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产生的CO_2变动量进行因素分解,从能源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经济发展、人口等方面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确定导致碳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人口效应为正向效应,能源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总体上为负向效应,其中经济发展因素是天津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要拉动因素,而能源消费强度因素是抑制碳排放的主要减量因素。     

我国工业部门电力强度演变规律分析

本文利用2001—2009年数据，对我国工业部门电力强度进行了测算，。分析了工业部门电力强度变化趋势；采用电力强度因素分解模型，将电力强度的变化分解成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两种效应对电力强度变化的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2000—2009年间，我国工业部门电力强度持续增长，在2006年达到峰值；高能耗、高垄断度的行业电力能效水平较低；而科技含量高、能源消耗少的行业电力能效水平较高。     

我国宏观税负倒U型演变主导因素的变迁

基于我国减税降费背景下宏观税负呈现倒U型特征，将研究期分为1994—2012年和2012—2020年两个阶段，构建贝叶斯LASSO模型实证分析两个阶段宏观税负主导因素的变化。结果发现：我国宏观税负经济主导因素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经济增长驱动转为产业结构引领，经济因素对东部地区宏观税负的拉动作用更为强劲。税收征管因素成为影响宏观税负的最重要因素，影响程度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在营改增政策和减税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下，营业税对宏观税负的负向效应逐渐缩小，增值税对宏观税负的负向调控作用开始凸显，不同区域税收结构因素对宏观税负的影响程度不同。我国应进一步发挥第三产业的税收增长潜力，加强税收征管，聚焦制度性减税和财政支出结构性改革，保持宏观税负的总体稳定，同时注重区域差异性，促进区域经济和税收协调发展。     

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国际贸易分工等方面探讨了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对STIRPAT模型进行了扩展,利用1990~2008年浙江省的统计数据,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人均实际GDP的影响最大,能源强度的影响较大,人口规模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最小,而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不显著;人均实际GDP持续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正向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能源强度变动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负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变动对碳排放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浙江省居民消费间接碳足迹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投入产出法构建居民消费碳足迹测算模型,结合浙江2002—2012年各行业相关数据,估算居民消费的直接和间接碳足迹。并基于LMDI法构建居民消费间接碳足迹(CF~e)影响因素分解模型,考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能源碳排放强度六种效应对CF~e总量效应的影响。研究显示:城镇居民消费间接碳足迹是浙江省着重减排对象,经济发展水平效应是驱动CF~e增长的主要原因,能源消费强度效应是抑制CF~e增长的主要因素,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CF~e增长也起一定延缓作用。     

人口因素对城乡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作用对比研究

文章估算了2009—2013年中国各省份城镇、农村和城乡总体的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量,并运用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人口相关因素对于城镇、农村不同层面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作用效应及其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层面的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均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城镇、农村不同层面下,人口因素对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城镇地区的最终居民人口消费影响最大,弹性系数为0.618 2,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率、户规模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负向、负向作用,性别比为非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地区的人口规模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弹性系数为0.609 4,最终居民人口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老龄化率、性别比、户规模分别是非显著的负向、负向、正向作用。     

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2005—2016年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面板数据,对其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其收敛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LMDI分解方法,探索产出规模、能源强度、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及能源结构等因素对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并分析各影响因素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各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均存在收敛,且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各省之间的差异短时间内不会消失;(2)除能源结构变化对中部六省碳排放表现为负效应之外,其余五个因素对其碳排放均表现为正效应,各效应按累积贡献率绝对值大小依次是:产出规模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3)各因素对中部六省能源碳排放影响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产出规模扩大对湖南能源碳排放拉动作用最大,能源强度下降对湖南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大,产业结构变化仅对山西能源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人口规模变化仅对安徽省能源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能源结构变动对安徽、河南以及湖北能源碳排放表现为正效应。     

云南省生产部门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MDI模型

基于LMDI模型,分别研究碳排放系数、经济发展、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人口六个因素对云南省生产活动的碳排放的贡献量和贡献率。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驱动云南省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也是碳排放量增加的驱动因素;能源强度则是抑制碳排量增加的最主要影响因素,碳排放系数和能源消费结构因素也对减少碳排放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很明显。说明云南省由于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工业发展对能源的消费需求大,影响因素中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量的贡献率大于抑制因素,在短时期内云南省的碳排放仍将持续增长。因此,云南省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     

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采用1996-2009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相对变化率及主成分分析方法,结合GIS技术,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总量呈波动中下降的发展态势,人均耕地数量呈逐年减少的发展趋势;②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空间差异变化体现为“平缓—快速—平缓”的阶段性发展特征;③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空间差异明显,多数市辖区与县级市耕地数量减少较大,多数县耕地数量有一定幅度的减少,宁乡县和茶陵县耕地数量有一定规模的增加,耕地数量相对变化率具有“市辖区＞县级市＞县”的空间分异特征;④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和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结构调整是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研究成果能为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客观依据,可为类似地区相关研究提供科学借鉴.     

中国产业用水变化驱动效应测度及空间分异

文章综合考虑了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用水强度及人口规模四因素对产业用水量的影响,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应用LMDI分解方法对中国1997—2007年的三次产业用水量变化进行分解分析,以从时间序列上探讨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并量化其贡献率;同时结合ISODATA聚类模型对各效应进行空间聚类,从而对各效应进行空间分异分析。结果表明:①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规模的扩大拉动了我国产业用水量的增长,1997—2007年其效应平均值分别为670.47×108m3和33.47×108m3;而产业结构效应和用水强度效应对产业用水量的扩展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期效应均值分别为-208.62 m3和-480.62 m3;②1997—2007年经济水平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 056.96%和12.83%,而产业结构效应和用水强度效应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17.64%和-852.16%。经济发展水平和用水技术水平是导致我国产业用水量变动的决定性因素;③各种效应的空间分异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和人口数量与效应的驱动作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国产业用水的"零增长"与"负增长"的目标需要在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实现,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也将在经济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得以解决。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产业用水量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及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江苏省耕地占补过程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理

基于1987、2000、2005和2010年4个时点的土地利用动态监测数据,运用重心模型、区位基尼系数、地理集中度、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江苏省1987—2010年耕地占补时空特征及其主要驱动因子。结果显示:11987—2010年江苏省耕地占用和补充的数量均持续增加,速度不断加快,且大部分发生在平原地区,苏南地区比例较高,占用和补充的水田比例都较高。2在1987—2000年、2000—2005年、2005—2010年3个监测时段,耕地占用的重心先向南移动,又大幅度向北移动,耕地补充的重心则持续由苏北移向苏南,三大地区的占补平衡率存在较大差异。3耕地占用的主要去向是建设占用,50.83%是农村居民点占用;耕地补充的主要途径是土地整治和农业结构调整,其中59.63%的补充耕地来源于农村居民点整理。4从整个监测时段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耕地占用和补充数量的空间分布一致性最高,不同监测时段主要驱动因素不同,2005—2010年非经济因素的驱动作用增强。江苏省耕地占补时空特征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经济因素是其主要驱动因子,应合理调整产业布局和区域整体规划,保护耕地,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温度驱动、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能源消费

在1阶段Becker-Grossman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日平均降雨量、人均总产出和地域虚拟变量,分析水旱灾害、温度、经济增长和地域差别因素对我国居民能源消费的影响。采用2004年~2011年30个省域数据建立面板模型,研究发现:(1)各省居民基础生活能源消费存在的明显的个体差异,欠发达地区和高海拔地区的生活能源消费基数较高;(2)我国居民能源消费形式已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灾害驱动型,而达到了与发达国家相似的温度驱动型时期,能源消费量与温度关系曲线呈U型,且温度调节的成本差异导致曲线左右不对称;(3)经济增长效应大于温度驱动效应,是近年来我国居民生活能源增加的主要原因,收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仅为0.39,未来能源消费还会进一步增加。最后本文对模型进行了6种形式的扩展,发现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能源利用效率的区际比较及对策分析

本文对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现实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历史纵向分析和地区层面的横向比较,发现：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是能源消耗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改进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已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国内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的省份主要是北京、上海和广东,与其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密切相关。因此,我国应提高优质能源消费比重,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推动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变,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和降低环境污染强度;制定有区别的区域节能目标和政策措施,既要考虑一般性影响因素,也要考虑本地区特殊影响因素,促进地区经济、能源和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农业碳排放变化因素分解研究——基于能源消耗与贸易角度的LMDI分解法

在我国农业碳排放变化影响因素中,进口效应对我国现阶段农业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率最大,其他各影响因素按贡献率绝对值累计大小依次是贸易条件效应、出口反效应、产业规模效应和能源效率效应。针对于农业能源的碳排放,"碳泄漏"观点并不可靠。我国应改善农产品的贸易条件,加快农业节能环保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合理制定农产品进出口价格,有效减少我国农业能源的碳排放。